李旻

“工时改革”，又一次成为韩国社会的关注焦点。韩国劳动部13日宣布，虽然继续保留“69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时间40小时，外加最多29小时的带薪加班）的政策精髓，但其适用范围缩小到个别职业和工种。至于具体是哪些行业，日后再行公布。

韩国政府今年3月曾宣布过一项工时改革计划，将原来的每周最多不超过12小时的加班时长管理标准（每周工作总时长不超过52小时）按每月、每季度、每半年和每年重新进行划定，即“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方案，并以“集中休假”制度（工作时间储蓄账户制度）作为补充。按照这一方案，劳动者每周最长可能工作69小时。它一经推出，民众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69”这个扎眼的数字上，社会反应强烈，尤其是工会的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迫于舆论压力，总统尹锡悦不得不下达“收集舆论、改善方案”的指示，以劳动者、雇佣者、市民等6000人为对象进行小组访谈和问卷调查。经过8个月的沉寂，韩国劳动部13日公布了关于工时制度改革的公开调查结果，称“我们将拿出配套方案，使部分行业和职业的劳资双方能够根据意愿选择加班管理的计时周期”。

韩国政府接受“折中”，一方面是因为问卷调查数据不支持全面推行“69小时工作制”。根据韩劳动部6月至8月对976名企业主进行的调查，仅有14.5%的企业主声称现有的“52小时工作制”造成不便。另一方面，2024年4月的国会选举日益临近，执政党出于“管理民意”的目的，不得不淡化一些争议话题。

韩国政府当初之所以顶着民意压力推出“69小时工作制”，与执政保守势力的经济理念和阶层属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注重公平分配和庶民利益的进步势力不同，尹锡悦所在的保守势力认为实现社会公平的钥匙不在于分配，而在于增效。因此，尹锡悦政府彻底否定了文在寅政府时期的“收入主导型”发展模式，转而倡导“企业主导型”模式，对企业效益的关注超过普通劳动者的权益。而“69小时工作制”的主要支持者正是企业主，因为在他们看来，“52小时工作制”过于僵化和“一刀切”，阻碍了那些具有明显季节性和周期性的行业在忙季完成工作计划。“69小时工作制”的支持者还以其他发达国家为例，指出日本的员工每个月加班上限高达100小时，而美国干脆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执政党的经济社会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据韩国国会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2023年3月公布的数据，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的平均财产高达56.73亿韩元（约合3000万人民币），远高于其他政党。面对劳资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经济地位优越的保守阵营很容易从“资方”立场出发考虑问题。

尽管尹锡悦政府志在推动工时改革，但韩国社会对“69小时工作制”的反感也有充分的理由。韩国仍然是一个工作负担较重的国家，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韩国的工作时间仍然很长。据调查，去年韩国每周工作48小时以上的劳动者占比为17.5%。截至去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的韩国劳动者的年平均工作时间为1901小时，较该组织成员国的年平均工作时间1752小时多出149小时。

另外，“69小时工作制”的执行效果可能完全脱离预期。第一，在韩国的职场环境中，“69小时工作制”很难兑现“工作总时长不增加”和“自由享受长假”的承诺。实际上，韩国很多员工在“52小时工作制”下也难以享受全年应得的假期，更不用说在新方案下用加班时间积攒出来的假期。第二，计算工作时间的跨度从周扩大到月、季度、半年和年，加重了员工个人计算、管理工作时间的难度，使雇主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第三，即便实际工作时长没有增加，新方案倡导的“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模式也远比现有模式更容易引起健康问题。第四，可能影响员工照顾子女。“69小时工作制”的反对者指出，工作可以攒在一起做，休假可以攒在一起享受，但育儿却无法攒在一起。在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全球垫底的情况下，该方案可能使韩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育儿能力进一步降低。

因此，如果韩国全面推行“69小时工作制”，极有可能带来更多副作用。韩国劳动部缩小该方案的适用范围，不失为一种相对妥协的做法。（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