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地时间11月19日，国会众议院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以55.69%的得票率，当选阿根廷新一任总统。这位有“阿根廷版特朗普”之称的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甫一当选，就宣布要让阿根廷“再次成为世界强国”。 然而对于外界观察家来说，米莱当选的另一层意义或许更值得关注。作为美国的后院，拉美国家也一直在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在经历了前几年的普遍“向左转”之后，米莱的当选是不是下一场“向右转”的序幕？本文作者从对近年拉美左翼政治转向的分析入手，认为即便是同为左翼，不同拉美政府的执政方案以及政府首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也有一些中翼或者中右翼色彩。

【文/尤拉尼·埃尔西尼艾佳 翻译/叶超楠】

近些年，一些拉美左翼政党在总统选举中捷报频传，掀起了一阵左翼总统坐庄的“新浪潮”，2022年在智利、哥伦比亚以及巴西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总统均属左翼政党，这更是将这一左翼波浪潮推向了高处。而在大西洋彼岸，极右翼势力在议会以及联合政府中较前相比占据了更多席位。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倾向，但都面临着共同社会大众不满的现状。

在社会贫困、不平等、移民压力、通货膨胀以及疫情牵扯出的问题的共同影响下，政治天平开始松动调整，同时也映射出了新的时代挑战。

拉美逐渐向左看齐而欧洲的右翼分子则开始扩大势力范围。

当前社会不满加剧，经济境况不容乐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无论执政党是左翼还是右翼，选民们对当局执政政党皆疑窦重生，纷纷投入了当局反对党的怀抱。France 24 访问的专家学者均如此表示，在拉美和欧洲两地都产生了这样的政治风向转变。

当地时间11月19日，阿根廷大选结束，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胜选，在其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自由前进党总部外与支持者庆祝。图自法新社

在拉丁美洲，许多新的困境与挑战正纷纷涌现，为执政者实现选举提出的宏伟目标和承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议会议员席位与选举产生的执政者并不全属一个党派。目前拉丁美洲左翼总统们所处的情况与21世纪初并不相同，政治趋势其实也并不一致。因为事情并非非黑即白，存在许多层次的灰色; 政治也并非非左即右，政党的宗旨愿景以及作为行动之间也存在众多差异。

上台的执政党承诺作出改变，这是选民投票让其上台的理由，但实际的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政治倾向能否继续延续。

社会大众的厌倦与失望，不满的声音体现在选票上

虽然这不是第一次拉美左翼浪潮的出现，但是确实是史上第一次拉美五大经济体——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巴西——同时由左翼政党执政，但是这些国家政治方向的转变并不是一次巧合。

在多年社会民众不满的推动下，拉美形成了今天的政治局面。“在拉美大陆上，许多社会内在因素使左翼政治宗旨和方案更受大众欢迎：社会不公现象严重以及贫困问题的加剧蔓延。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翼政党的言论更容易找到生长的沃土。” 布伦达·埃斯特凡这般说道。她是国际政治分析专家，曾在驻美国的墨西哥大使馆中担任内政部代表。

35岁的加夫列尔·博里奇成为智利史上最年轻总统（图片来源：ICphoto）

智利和哥伦比亚在民众大规模上街游行抗议的压力下，政府方案与计划执行都有了明显的转变。社会不公、生活成本过高、医疗健康与教育普及的需要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及当地土著群体相关问题的需求等等因素引发了民众不满并直接导致了这次游行示威活动。这是民众对执政阶级的普遍不满的反映，他们要求当局政府做出改变。

加夫列尔·博里奇，是2019年智利社会抗议浪潮运动的领袖，在智利2022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了智利总统，他不仅是智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也是中右翼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政府多年执政后造成的大众不满的结果，毕竟智利曾被称为是拉美最稳定的经济体。

2022年6月，哥伦比亚也经历了这样一次里程碑式的大选，左翼第一次登上了哥伦比亚的政治舞台，古斯塔沃·佩特罗成了哥伦比亚总统。竞争对手鲁道夫·埃尔南德斯是位于哥伦比亚北部的布卡拉曼加的前市长也是一位建筑界大亨，在双方激烈的竞争后，古斯塔沃·佩特罗获得了选举的胜利。这两位候选人是第二轮竞争的主角，将传统的右翼分子排除在大选可能性外，充分体现了民众要求改变的诉求。

10万民众走上街头见证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就职（图片来源：ICphoto）

佩特罗知道如何响应民众的不满，他向饱受社会不公的哥伦比亚民众提出了解决困扰社会关键问题的方案，这也是他成功进入哥伦比亚总统府(Casa de Nariño) 的原因。

“疫情期间人民群众的遭遇使其要求改变的呼声更加高涨，他们要求政府改变统治国家的方式，这就是拉美这几个重要的经济体中左翼开始上台执政的根源。” 政府与国际关系专家拉斐尔·皮内罗斯说道。

拉斐尔补充称，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在拉美各国，对社会不满以及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公的抗议示威接续不断，因此国家政策更应惠及全民，将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当前极高的拉美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旨要义并传达给民众。

在墨西哥，民众要求结束社会动荡不安现状、根除贩毒造成社会长久的腐败和暴力的呼声迫切，社会各界也反响强烈，于是在2018年，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成了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左翼总统。

阿根廷在2019年重回左翼政党的怀抱。在企业家毛里西奥·马克里的右翼政府下台后，上一任极受民众欢迎的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柯什纳这次跟随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总统（注：阿根廷现任总统；11月19日大选结束，极右翼候选人哈维尔·米莱胜选，将于12月10日正式就职。），以副总统的身份又回到了执政舞台。阿根廷的这次政治转变较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相比更为迅速，然而在阿根廷严重通货膨胀及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反对党将阿根廷国内现状归因于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和其丈夫内斯特·基什内尔政府多年数十年统治不力。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与拜登（图片来源：ICphoto）

另外，虽然洪都拉斯不是南半球主要经济体之一，但在右翼政客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目前因被指控贩毒捕于美国）两届总统任期后，洪都拉斯逐渐向左翼靠拢选举希尔玛拉·卡斯特罗为总统。

厄瓜多尔国内政治风向近年来也有所转变，厄瓜多尔曾一度由左翼政客列宁·莫雷诺统治，而在2021年，右翼政党吉列尔莫·拉索登上舞台，开始领导厄瓜多尔。目前，厄瓜多尔的国内形势其实是选民对政府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统治的不满与失望，除加强政府自身的意识形态外，政府未能在其他方面向社会交出满意的答卷。

“红色浪潮”并没有那么红

许多专家都表示，目前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其实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经常把这些左翼政党放在一起谈论，说拉丁美洲现在是红色的，是左翼的，但是其实在这些不同政府的执政方案以及政府首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布伦达·埃斯特凡指出。

对比之下，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府是社会民主主义左翼，这与欧洲一些国家左翼很相似，他们的政治主张包括社会自由，保护环境往往是其侧重点，比如智利的加布里埃尔·博里奇和哥伦比亚的古斯塔沃·佩特罗，但在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布拉多尔以及玻利维亚总统路易斯·阿尔塞的政治主张中并无体现，埃斯特凡解释道。

拉美地区民主政党也在努力寻求达成联合政府中的共识，比如刚被选举产生的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卢拉曾在21世纪10年代担任巴西总统，并于2023年1月重新回到普拉纳尔托宫（巴西总统府），正式上台执政。

巴西新总统卢拉组建了多党派的联合政府（图片来源：网络）

“ 卢拉为重新上台执政创建了由新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这是巴西政治史上最为广泛的党派联合，其中还包括了中右翼政党”，这位驻美国的墨西哥大使馆中担任内政部代表还点出。

当然也有人认为在拉美也存在更加极端的左翼政府，按照布伦达·埃斯特凡所言，这些极端左翼政府“延伸出了独裁统治”。“独裁统治可以是左翼也可以是右翼……这种左翼独裁更具有民粹主义的特点，将任何与其想法不一致的人都标榜为是敌人”，她解释道。

另一方面，在拉美这片新的红色浪潮中涌现的左翼势力领袖对有些议题十分重视并提出了相关方案，如女权主义、生态环境保护、LGBTIQ+ 群体以及土著群体权利等。

然而并不是所有拉美国家左翼政府都支持这些议题。“并不是所有的拉美国家左翼政府都承诺维护LGBTIQ+群体以及所有女性的权利。比如说，墨西哥政府就认为女权组织对政府是一种威胁，并非盟友”，埃斯特凡声明道。

皮内罗斯指出，拉美五大经济体总统并没有提出与当前政治体制及民主秩序相违背的重大改革方案，他们基本上在是寻求内部的共识。

“但的确，他们改变了大选演讲中的目标选民。他们的演讲更加的环保主义，言论以及方案更倾向于土著群体以及少数群体，倾向于构建更加平等的社会基石……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改革还算不上是一次红色浪潮，这顶多是多层次的粉红色浪潮，或者是中翼份子甚至是中右翼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但其实并没有对拉美国家现状起到较大的改善”，哥伦比亚外部大学的国际分析观测中心研究员皮内罗斯点出。

左翼政府和右翼势力强大的议会

左翼政党在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及智利的大选中纷纷获胜，然而，选民选出的议会议员却大部分属于右翼党派。这是特意营造的权力平衡还是不觉间产生的悖论？

埃斯特凡认为，拉美许多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独裁专政以及专制的领导人后，选民倾向于在选举时减少权力的集中。“大多时候他们在寻找一种平衡，他们相信并将选票投给那些能够帮助薄弱群体的政府以及总统，但同时他们在议会选举中也倾向于给执政党一定的掣肘，这样能避免产生独裁的政府”。

这种平衡机制使地方及中央政府之间也有一定的制衡，“地方统治者知道利用这权力制约平衡机制，因此，地方能与国家统治者在国家层面采取的立场不同，能够采取截然不同的立场观点及做法”，皮内罗斯强调道。

与此同时，“这一种权利的划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政党代表的群众利益的能力”，他补充说道。

在智利2021年的选举后，智利议会中，左翼政党在众议院影响被削弱，右翼政党在参议院中第一次与左翼势均力敌。毋庸置疑，这样的议会意味着当前执政者必须要在狭窄抉择自由的空间中斡旋、努力克服这强大的掣肘。

智利修改宪法专家委员会（图片来源：ICphoto）

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靠左翼与中左翼政党（“赞成尊严”党派） 组成联合政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伯里奇逐渐向中间势力靠拢，甚至在国会公选失败后，将部分右翼势力的主张及方案纳入执政计划中。

巴西总统卢拉为上台执政，同样也形成了广泛的党派联合政府，其中包括了与其意识形态相反的党派。

在哥伦比亚，佩德罗在历史公约联盟（左翼联合政党）支持下成功登上总统之位，虽然左翼政党总体没有超过右翼政党数目。但在2022年9月传统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以及民族团结社会党(Partido Social de Unidad Nacional,简称团结党Partido de la U)加入并巩固了了左翼联合政党后，局势有所缓和。民主中心党成了反对党，而其他党派则表示保持独立。总的来说这样的一个局面有利于佩德罗通过并执行一系列的改革和提案。

而在阿根廷，自1983年民主体制建立以来，他们第一次向极右势力迈开了步伐，也就是自由进步党（极右民粹自由主义）。

墨西哥执政党在2021年的大选中失去了绝大多数优势，而反对党联盟则占据了大部分的领地。“现在问题不是分裂状况问题，而是说目前这样一个情况让政府执政更为艰难”，皮内罗斯点明。

被罢免的秘鲁总统——左翼的佩德罗·卡斯蒂略——遭遇了更具有挑战且更为典型的情况。佩德罗在2021年赢得了总统大选，但没有党派在议会中能够支持他的决定，因为大多数议会成员均为右翼，议会最终也通过三次提案罢免了他的总统职位，佩德罗卡斯蒂略因此在任不满两年。

秘鲁宪法“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皮内罗斯表示，“虽然权力的制衡极为重要，但这也使议会能够轻易罢免政府首脑，而议会与政府之间这样的关系带来了极强的不稳定性。我们需要进行宪法改革来应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但问题是在行政机构以及立法机构权力如此分散对立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进行宪法改革呢？”

主要的挑战有哪些？

在智利，新宪法公投曾是2019年社会暴力抗议活动的主要诉求之一，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博里奇政府公信力。此外，博里奇民意调查中受欢迎指数较低，在2022年10月份更是跌至29%，成为他九个月执政期间受欢迎度指数新低。要知道，博里奇成为总统进入莫内达宫时受欢迎度指数为50%。

在哥伦比亚古斯塔沃·佩特罗政府通过了税收改革法案，希望能够借此法案推动其宏大的政治主张方案的顺利实施，目前其受选民欢迎度为50%。然而相关外交官员指出，与其提出的“在官员及时节任命中反裙带关系”方案相左，佩德罗实际上多次利用自身权力任命官员。其中造成最大丑闻的是他对劳工部部长格洛丽亚·拉米雷斯的任命举动，格洛丽亚·拉米雷斯在“哥革武政治案（Farc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缩写，是是哥伦比亚的一支反政府武装）”中受调查，后被释放。

“很多人对佩特罗政府想要实施的政治改革非常关注也十分担忧，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极强灵活性的法案，这种方案使参议院以及众议院议员能够制造一个在哥伦比亚国内被称为“转椅”效应，也就是说众参议员能够在公私两界较为自由的转换”，拉斐尔·皮内罗斯点明。

哥伦比亚目前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比索对美元贬值现象，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哥伦比亚共和国联邦储蓄加息；其二，由执行保护环境议案而产生石油钻探及出口减少的可能性造成了市场动荡与恐慌，而石油可以说是哥伦比亚与咖啡齐名的主要出口资源。

哥伦比亚首都，民众游行纪念大罢工遇难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图片来源：ICphoto）

在墨西哥，许多政客指责洛佩斯·奥布拉多尔的改革极为专断独裁，严重影响了一些国家机构组织的独立性，如国家选举委员会。尽管在2022年9月在他第四份政府报告中，佩洛斯强调他已完成了100项承诺中的94项，他还是遭到许多非议批评，指责其无作为或者是不完全作为。其中一项是有关其降低政府高级官员薪资以及增加每月1000美元以下的工薪阶层薪资的承诺。而其国内大背景则是，暴力事件、谋杀女性发生率极高，贩毒组织活动不绝如缕。

在阿根廷，其副总统在2022年12月6日因政治贪污被判处六年刑期以及禁止任职公共职务，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政府因此大受影响。同时，阿根廷因快速的通货膨胀以及贫困不公现象的暴增更是焦头烂额。

在巴西，卢拉在2023年1月上台执政，他对财政部以及外交部的部长任命赢得了民众不少信任，同时他也为减贫这一复杂艰深的挑战再次做好了准备。卢拉上一次执政中在减贫方面成就斐然，但现在他需要在不同的形势下完成这个任务。

尽管美国家国情不同，但专家们都认为，目前这些拉美国家的左翼领袖与21世纪初相比，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限制。因为当时原材料价格具有优势，国家的经济循环十分稳固；而对于目前的财政状况而言，执行社会提案显得更加困难，埃斯特凡点道。

“我们可以看看接下来卢拉的表现。他想要再次启动现金转移资助提案（Bolsa Familia），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会怎样斡旋来通过执行该方案，该计划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又会有怎样的效果”，这位专家表示。

皮内罗斯特意强调，虽然财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关键政策方案的执行，但是在拉美地区还有其他很重要的因素能够衡量政府工作以及影响民众未来的选票去向，比如说抗击腐败成效。

目前，拉美这些左翼政府还处于刚刚上台阶段，未来他们能继续推动及巩固左翼浪潮还是再次将民众推摆向对立面，还未可知。

欧洲：极右势力开始在欧盟盘根错节

与大部分均为左翼政府的拉丁美洲不同，在大西洋彼岸，天平逐渐倾向于右翼份子。最令人担忧的是，右翼势力在许多国家议会中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甚至在一些国家中进入了联合政府。

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目前是欧盟中三个由极右翼势力领导的国家，2022年9月，右翼党派联盟的乔治娅·梅洛尼顺利当选意大利总理，标志着这一极端政党自贝尼托·墨索里尼独裁时期后第一次回归。

波兰由极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统治，波兰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为党派领袖，于2017上台执政。

匈牙利自12年前就一直由极右翼欧尔班·维克托统治，一直因其专制政策主张遭欧盟指摘。

不管政府由中翼还是左翼党派统治，极右翼势力的支持随选举日益增长，右翼势力的主张政策也逐渐渗透进了欧盟各国议会中。

除了在上述三个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外，极右翼势力几乎渗透到了欧盟的每个国家，他们或以联合政府中党派存在，抑或是在一些国家议会中代表了相当部分的选民，如法国、瑞典、德国、丹麦、西班牙、葡萄牙、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比利时、奥地利、瑞士、芬兰、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荷兰。

在希腊、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卢森堡和捷克共和国的议会中，极端右翼也同样有一定的影响力，虽然占据议会比例相对较少。另外，捷克共和国中正是由中右翼政党执政的。

不过在立陶宛、马耳他共和国以及爱尔兰，这种极右翼势力在议会中并无席位。欧盟27个国家面临极右翼势力不断扩张的局面，而目前这三个国家是唯一的例外。

欧洲掀起的“卫生警戒线”运动逐渐销声匿迹，失去了作用。卫生警戒线这一比喻起源于80年代的法国，指的是左翼、中翼及中右翼政党为疏远极右翼势力而达成的协议。

反移民、民族主义及经济，是欧盟极右翼的关注话题

欧洲大陆的极右势力的扩张在2022年议会选举中到达了巅峰。在一些欧洲国家极右势力甚至在议会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这是十年前人们想都不敢想的情况。

欧洲保守派和右翼政党领导人在波兰华沙举行会议，图为法国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袖勒庞（图片来源：ICphoto）

2022年9月，北欧国家瑞典的民主党一举成为第二大政党，拥有73个议会席位。在法国，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在国民议会中获得了89个席位，赢得空前胜利。在葡萄牙，2022年1月议会选举后，极右翼势力Chega党在议会中晋升为第三大政党。

专家们都表示，瑞典极右翼党派凭反对移民以及公然拒绝穆斯林人进入欧洲的言论，获得了超20%的选票，取代传统右翼政党并成为反对党。

尽管伊米·奥克松领导的反欧洲主义党（指民主党）没能通过协商谈判成为联合政府，但它支持政府提案政策。这一党派在议会中的扩张，标志着一向标榜维护少数群体以及社会公平的瑞典落下了神坛。

尽管每个国家情况不同，但是极右翼势力政党都纷纷将消极的社会经济变化归结于外国移民的进入，这一反移民的话术是他们永恒不变的主要手段。

我们可以观察瑞典的民主党、勒庞的国民联盟、在2021年议会选举后成为德国第五大党的选择党（AFD）以及在2019年西班牙选举后在众议院跃居为第三大党的VOX党，他们的言论都带有上述特点。

“欧洲一些大城市能够较好得吸纳移民，多元的移民文化也在此过程中与当地融汇贯通，但是比较偏远或者农村地区的人民往往对异质性、文化多元性以及来自其他宗教、文化和种族的人群抱有抵触的态度，因此人们的恐惧滋养了反移民的主张言论，成了其生长的沃土。

移民引发的问题成为了滋生欧洲右翼政治的土壤（图片来源：新华网）

该专家指出，极端右翼和极端左翼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因为其实两端也有联结”，她肯定地说道。”如果我们对比分析一下玛丽娜·勒庞和拉丁美洲一位民粹主义领袖的演讲的话，会发现这两者具有相似性，他们都主张自身的与众不同，也反对当前机制。他们的言论为到达大多选民往往语句简短、语义简明，这有助于调动选民情绪并利用民众痛点获得选票。”

在目前经济下行背景下，当民族主义发现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他们开始渗透入选民的心神，而极端主义势力借渗透的民族主义达到自己的选举目的。虽然目前欧洲大陆局势不容乐观，不仅深陷俄乌战争，能源燃料极高的价格和通货膨胀也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欧洲因多重危机积累的社会不满给选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2010年欧元危机爆发后我们就经历过。可见重大危机的爆发后，人们往往试图寻找解决因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危机造成的问题的出路。” 皮内罗斯强调。

最近这些年，欧盟也经历了其他冲击与困难，这导致选民对执政党派势力逐渐产生不信任和厌恶的情绪，而对立的反对党逐渐获得了扩张的优势与动力。”疫情产生的问题使民众对执政者们以及整个欧盟产生了消极情绪。在疫情初期，尤其是在欧洲，供给民众物资的物流配送受到了严重限制，还记得意大利就是当时新冠爆发重灾区之一”，皮内罗斯说道。

这位研究专家表示，虽然极右翼势力的扩张早在多年前就已有迹象，但目前已经成了实实在在的趋势，“这是欧盟利益与各国国家利益协调的需要以及适应各国不同的国情的需要导致的。”

欧盟中，法国、德国以及一些其他国家达成了共识，并运用了相关策略抑制极右翼势力发展：首先，形成所谓的“卫生警戒线”以阻止极右翼势力进入联合政府，这种方式恰好遏制了瑞典民主党今年进入政府的意图；或者将极右翼势力融入其他政党并加以控制。但尽管如此，近年来极右翼势力还是找到了空子不断扩张。

极右翼势力会影响欧盟的政策吗？

埃斯特凡回应道，虽然这极端势力“在事关民生的政策决定中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在欧盟各国政府中不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只要他们没有控制主导权”，欧盟的政策主张就不会面临相关风险。

埃斯特凡表示，哪怕是在意大利——欧盟中三个由极端右翼势力主导的国家之一——其总理乔吉娅·梅洛尼也在关键性问题上作出过明确表态。“虽然她来自于极右政党， 但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并不具有极右的特点，比如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她明确表示她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她不仅是欧洲主义者，更将毫不动摇地支持欧盟的决定”。

梅洛尼知道她的言论在国内外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接受授权组建新内阁后，梅洛尼转变态度并公开表示，她将摒弃欧洲怀疑主义，并朝着欧洲主义的道路前进，“因战争和迫害流离失所的人都有权得到收容”。她在2022年10月向众参两院提出政府方案时再次重申了这一点。有些评论家指出，梅洛尼现在的言论明显是为了两个月之后国家预算的通过造势，因为和其他所有欧盟国家一样，意大利国家预算需要由欧盟批准。

但这位专家强调，除了财政因素，在意大利和欧盟其他成员国中，形成了一个“统一且紧密的社会构造”。“人们可以在地区内自由地流动、学习及工作，这不仅是一种巨大经济优势，更是一种新的社会构架。人们在这种社会集体构架中想要保持团结，而这一点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她声称。

这位国家与国际关系专家认为，面对一些如英国脱欧的问题，欧盟以积极的态度较好地应对了相关挑战。但这并不排除欧盟中有成员国想正式脱离欧盟，尽管其国内民众都已严正拒绝。

总的来说，这些专家都表示，极右翼势力在欧洲政治舞台的扩张之前就有所预见，但极右翼的发展同样也要看目前欧盟各国政府对于一些敏感话题如移民或者失业等问题的处理。

“右翼和左翼的扩张或削弱都取决于政府对群众需求的响应与作为”，皮内罗斯指出。

欧洲和拉丁美洲正在经历着不同方面的危机，新上台的执政者正在为迎接未来各种挑战做准备。而他们未来的道路则取决于他们对选民抛出问题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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