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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新时期我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等“新三样”部门快速增长引人注目。近年“新三样”在产量、出口、海外投资等方面“三级跳”的活跃表现，特别是相关企业大举对外直接投资（OFDI）浪潮，标志我国在上述新能源行业经多年快速追赶现已跃居领先地位，并且具有超出行业范围的广泛意义和影响。本文在观察“新三样”近年“三级跳”现象基础上，分析相关行业对外投资高潮迭起所显示的我国高科技行业发展新特征，讨论相关演进在应对我国经济外部环境变动风险等方面的多重意义和启示。
“新三样”的“三级跳”
“新三样”作为当代三个重要新能源部门，从产业发展史看都是发达国家较早动手，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起步较迟。例如以动力锂电池而言，1991年日本索尼研制生产出18650圆柱电池代表该锂电池产业化的早期重要突破，比亚迪1998年才进入手机锂电池市场。在电动汽车方面，美欧日上世纪90年代试水电动汽车，我国十五和十一五“863”计划专项进行布局，十二五时期大力发展。不过纵观新世纪以来相关产业发展史，我国企业和相关政策虽发力较迟，然而借助开放市场经济创新激励机制和特定产业政策支持，通过快速追赶较快进入前沿和领先地位。
近年我国“新三样”产量、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先后快速增长形成“三级跳”态势。首先是国内产量和销售飙升，相关行业大体从2015年前后开始快速增长，近年光伏行业产量增速进一步提升，动力锂电池处于高位盘整状态，电动汽车产量则从2021年出现爆发式增长。如电动汽车产量和市场渗透率显著超过国家行业发展规划的预测指标：2020年国务院通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提出“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的“发展愿景”，2022年电动汽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比例达到26.1%，提前超过2025年目标。
在国内产销量高速增长过程中，规模经济效应释放快速降低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推动“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大幅飙升。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太阳能电池行业出口从2012-2017年的年均100多亿美元上下，增长到2022年463.8亿美元。动力锂电池行业出口金额从近159.5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509.3亿美元。电动汽车从2019年13.6亿美元较低水平，飙升到2022年241.3亿美元，在较小基数上三年跳升十几倍。“新三样”加总出口额从2019年200多亿美元增到2022年1200多亿美元，三年增长约千亿美元。
最后是本文着重关注的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OFDI）。“新三样”企业有的多年前已大举对外直接投资，去年和今年相关投资规模显著扩大，尤其是多家电动汽车企业也加入出海投资行列，完整呈现“新三样”“三级跳”的行业合规律成长的轨迹。
我国光伏企业较早遭遇国外贸易限制，包括美国在2011和2014年发起两次“双反”调查。2022年美国对我国光伏行业展开反规避调查，2023年8月初步认定我部分企业有规避行为，需在2024年6月前豁免期内调整。上述背景下，我国部分光伏企业较早投资柬埔寨、泰国、越南等周边国家，今年OFDI进一步激活，如下表显示多家企业宣布到美国、巴西、沙特和越南等国投资。
资料来源：根据财经媒体报道信息整理。
我国动力电池企业疫情前两年已开始OFDI，近年投资案例猛增。从下表列举信息看，2018年以来约40个动力电池投资案例中，2022年占15个，2023年增长到18个。
资料来源：根据财经媒体报道信息整理。
今年电动汽车部门也开始大规模OFDI。据财经媒体报道，今年多家电动车企实施OFDI或宣布计划：如年初长城宣布在巴西投资18.5亿美元生产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3月哪吒汽车宣布泰国生态智慧工厂在曼谷奠基，10月报道哪吒计划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建立研发中心和组装厂。7月上汽宣布将在欧洲建厂,目前正积极寻找项目地址。7月比亚迪宣布与巴西合作设立三座工厂生产基地，9月还在乌兹别克斯坦合资建厂。8月报道长安汽车将投资约2.5亿美元在泰国建厂。10月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决定在泰国创设工厂项目。上述投资项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出现第一波对外投资浪潮。
高科技部门OFDI新特点
上述OFDI案例初步观察或挂一漏万，信息准确度也有待进一步考察，然而应能显示“新三样”OFDI推进展开的大致事实。上述演变动向显示相关行业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乃至全球绿色转型的贡献，从宏观经济视角看也具有多方面意义。下面我们分两个层面讨论上述现象对观察我国开放宏观经济的特殊意义和影响：首先是这个行业案例提示我国高科技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其次看它在应对新外部环境和重构新开放格局方面有哪些启发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指一国企业在外国投资创建和运营企业、或通过并购取得国外企业经营管理有效控制权的经济行为。我国高技术产业指研发投入大、产品附加值高、国际市场前景良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通常具备智力性、创新性、战略性和资源消耗少等特点。
新世纪初年我国OFDI规模不到30亿美元和位于全球二十多位，2016年达到近2000亿美元峰值，近年仍在1700亿美元以上，总量规模在全球数一数二。其中高科技部门OFDI早先主要采用海外并购方式实施，如联想2004年以12.5亿美元收购IBM全球PC业务，2010年吉利以18亿美元价格收购沃尔沃，都曾引发广泛关注并对我国相关行业成长产生促进作用。另外很多2B企业包括华为也成利用海外并购作为企业成长和提升竞争力的经营方法之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高科技OFDI达到363亿美元峰值，后伴随政策调整和市场变动一度显著回落，近年高科技OFDI再次回升。
以我国高科技部门对外投资历史形态为背景，近年“新三样”OFDI呈现一系列新特征。首先是对外投资的行业部门对象性质发生重要变化。早先OFDI行业对象属于比较成熟产业，如家用电器、计算机、通讯设备、重型机械等部门；“新三样”属于当代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过程中与绿色转型直接相关的高科技新兴产业，现阶段居于全球产业技术前沿位置。
其次，更具有实质性含义的是显示我国高科技领域对外投资方式和技术转移方向发生转变，即从早先以并购为主转变为绿地投资为主，从引进技术为主转变为输出技术为主。我国企业早先以并购为主要手段实施高科技对外投资，背后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是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求更好推进我国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上面提到部分企业在不同阶段OFDI案例都显示这一特点。
“新三样”OFDI以独立新建生产能力的绿地投资为主，客观上体现向外输出具有某种综合优势技术为特征；即便某些投资项目采用与外方合资或其它合作方式，也不再以从对方获取比较先进技术作为项目的单向主要诉求。我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技术集成、产品创新与大规模量产方面的系统突破并占据优势地位，是派生上述转变的前提条件。这从一个侧面显示我国产业技术高度化阶段性提升，具有重要指标含义和认识价值。
再次，近年新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兴起表现出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企业组合结伴出海的特点。上述观察显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是其核心零部件锂电池率先到大规模实施对外直接投资；锂电池OFDI相对独立发挥功能，同时为后续电动汽车厂商适应新形势需要大举对外投资提供有利配合条件；锂电池和电动汽车OFDI又为中游产业材料企业以及提供数智化解决方案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激励。由此形成电动汽车供应链企业联手对外投资的新格局。
另外，国内产业兴起与大举对外投资间隔期大为缩短。2017年我国锂电池企业首次登上全球出货量榜首，2018年锂电池产业企业开始大举对外投资。我国电动汽车2021立案进入爆发增长期，今年已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这种情况在其它行业也有个案呈现：如短视频平台企业抖音2016年创建并在国内上线，次年就到美国投资创建TikTok。这些企业主打产品主营业务都具有较强规模经济效应，能否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是关乎企业长期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因而尽早通过OFDI等方式为更好利用全球市场和其它资源创造条件，显然是企业长远规划的支配策略。
开放宏观视角下多重意义
“新三样”OFDI现象在开放宏观经济层面也有多方面意义启示。首先是有利于缓解相关产品出口飙升和顺差增加可能派生的国际经贸关系紧张和矛盾。对具有出口优势的经济体，国际市场出口大幅增长提供了实现国内产能和规模经济的现实载体，同时也可能伴随外部经贸关系紧张甚至贸易摩擦。根据IMF《对外部门报告（ESR）》数据，2019-2022年全球外部不平衡上升三分之一；我国相关数据显示，上述同期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增长超一倍，新三样对顺差增长贡献约在20%上下。上述外部不平衡阶段性扩大，是疫情期不同国家供求关系变化在外贸领域的反应，我国“新三样”出口和顺差增长是行业供给能力客观优势体现，对进口国获得物廉价美的物品供给、推动其绿色转型和抑制通胀都有积极作用。
然而国际经贸关系也受到进口国产业发展、员工就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从经验上看一国特定商品出口大幅增长往往会激活进口国保护主义冲动，如9月中旬欧盟宣布对我纯电动汽车实施“双反”调查就表现出这一点。对外国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及其对我出口企业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我们无疑应有理有据地批评抵制并在必要时采取反制措施，与此同时国内相关产业通过OFDI适度向海外转移部分产能，既是大国优势部门谋求全球布局和更有效发展的必要之举，也有助于缓解相关行业国际经贸关系紧张。就此而言，“新三样”厂商近来大举对外投资，对现实和潜在的经贸摩擦风险具有事前防范和事中应对的积极作用。
其次是在外部环境经历深刻演变条件下，“新三样”OFDI扩容提速有助于创新区域和全球产业链，对探索破解美西方对我国高科技遏制的现实路径也有积极意义。以特朗普入主白宫特别是2018年3月发布对华301调查结果为标志，美国开始深度调整早先几十年总体以接触为主轴的对华政策方针，并带动欧盟和其它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类似调整，意味着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在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实现高速发展，新形势下需在坚定维护我国根本利益同时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新三样”OFDI扩大虽然是特定行业案例，对观察上述问题也不无启示意义。
例如拜登政府调整对华经贸战略的重要抓手，是通过在岸、友岸外包并与盟友伙伴联手推进亚太、印太以至全球供应链重组，试图由此改变我国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既有格局。我们要坚决反对美西方断链脱钩，同时扩大制度性开放提升对外资吸引力；另外通过“新三样”以及其它部门基于市场竞争原则扩大OFDI，加强我国企业在未来区域和全球供应链中地位和影响力，也具有积极的反制含义。因为在美西方对华经贸方针政策已然转变背景下，新近发生的我国高科技部门OFDI适应了新环境下产业发展客观规律要求，对包含某些美西方国家的东道国绿色转型也有积极意义，因而这方面进展既是新环境下推动区域和全球产业链合理演进的创新之举，客观上也具有反制美西方针对我国重组供应链的积极效果。
又如美国改变对华经贸战略的另一重要政策抓手，是在泛化安全目标基础上选择锁定我国若干高科技行业实施针对性打压遏制措施。综合多方面情况看，2022年美国战略界设计所谓“小院高墙”策略时，把新能源与高端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等行业作为与其盟友联手实施遏制打压的重点部门。本文观察的我国相关产业的超预期成长及其支撑的大规模OFDI，实际上折射出我国在相关领域突破外部遏制围堵的现实路径之一，对如何在斗而不破和坚持开放创新前提下破解外部围堵不无启示意义。
从更为长远时间窗口看，“新三样”大举海外投资，对优化我国储蓄-财富全球配置结构也有积极意义。我国多年来国际收支保持相当规模的经常项目顺差，伴随持续资本流出与对外投资，从IMF国际投资头寸数据看近年已积累九万多亿美元对外资产，如此大规模国民储蓄如何提高全球配置效率显然具有重要福利含义。从过去情况看，早先外汇储备是主要资产配置形态，后来支持一带一路合作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相当规模债权，另外通过OFDI和证券投资积累了不少权益资产，不过总体上存在债权比例偏大和收益率较低问题。过去十余年我国资产结构快速调整，外储资产占比大降和权益资产占比大增，但与我国对外负债结构或与美国、日本资产结构比较，仍呈现权益资产偏低和债权资产偏高特点，伴随下图显示的我国虽有2万多亿美元对外净资产然而投资净收益多年为负的不利情况。
数据来源：IMF的国际投资头寸（IIP）数据库
上述格局与发展阶段有关难以短期根本转变，不过在新形势下确有必要进一步改进调整。除了继续实施近年国际收支和对外资产结构调整方针外，还需完善政策环境使得企业部门特别是民间企业因应市场机制作用稳健增加股权投资比例，尤其是增加基于市场规则并包含较高技术知识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海外直接投资，借助后者较高长期预期收益率以提升对外投资效率和国民福利。“新三样”OFDI典型具有这类较高形态海外投资内涵，随着这类OFDI范围扩大有望在长期产生增进对外资产收益率效果。
小结
在数字化时代汽车生产规模效应上升强化供给能力，加上近年国内总需求增长偏弱，新能源行业近年爆发式增长伴随需求快速扩张局面或难长期持续；相关行业目前虽总体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然而迟早会面临供大于求压力和产能过剩制约。在这个背景下，“新三样”出口与OFDI增长是开放环境下行业发展的合规律现象，凸显我国高科技部门供给创新能力，有助于形成新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呈现超出特定行业范围的多重积极意义。
上述观察讨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我国需提升宏调水平与实施必要改革以提振内需，逐步改变近年供给较强和需求偏弱伴随的“宏观低景气度”形势，在边际上延缓有关行业产能过剩压力出现时点。对外则应在坚定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前提下，坚持斗而不破方针并积极改善大国关系，通过针对性经济外交举措为我国企业全球布局发展争取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2023年11月18日[1]）
注释：
[1]根据笔者在2023年11月14日中金论坛相关主题分论坛上的发言内容扩充整理而成，感谢刘鎏、吴思芮帮助整理相关数据和收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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