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长线思维标本兼治，所以提出停火，禁止人道主义伤害，然后就是‘两国方案'。”
“巴以之间的核心问题在领土和主权，东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
“联合国在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工作，也是面临着困难，如何看待这一场人道主义危局？”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加沙已经遭遇了数千次的空袭，可以说当地遭遇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大家都在问，这一轮的巴以冲突有停火的可能吗？如果要从根源上解决巴以问题，出路到底在哪里？在东方卫视11月20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分析巴以问题的是非曲直。
李绍先：
10月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巴以冲突爆发。
巴以如此大的仇恨，到底是因何而成的？
巴勒斯坦，大概28000平方公里，是一个“弹丸之地”。按照以色列人的信念，巴勒斯坦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按照《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得到了上帝的启示，说上帝永远给了他以及他的后人这片土地，所以“应许之地”“天选之民”，就成为日后的犹太人、现在的以色列人的一种信念。
按照历史的记载，公元前1000年，犹太人的祖先确实在这个地方建立过国家，创造过辉煌灿烂的犹太文明。现在在耶路撒冷有一堵墙叫西墙，也叫哭墙，就是当年犹太人先祖在这个地方建国和创造文明的时候，建设的供奉上帝大殿的西墙。所以到今天，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冲着这堵西墙在祈祷。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在公元开始前后，古罗马帝国对地中海东部、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征服，犹太人就进入了大流散的时期，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基本上和犹太人就没有什么关联了。虽然还有少量犹太人留在这个地方，但是几乎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大概又过了五六百年，阿拉伯帝国兴起。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就成为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完成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从那个时候到今天，这片土地上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就没有改变过。所以这块土地究竟归谁呢？
犹太人认为应该归以色列；当然，至少1400多年来，这个地方一直是阿拉伯人或者叫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故土。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犹太人在大流散的时候，他的历史是非常悲惨的。到了19世纪末，犹太人中的少数精英搞犹太复国主义。他们认为只有给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才能摆脱循环往复的灾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两个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争夺中东。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给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回信，承认犹太人有建国的权利，从而使犹太复国主义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性。
但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勒斯坦这块土地连同现在的伊拉克、约旦等等并入了英国，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那它（英国）当然不愿意看到犹太复国继续下去，所以它开始转而打压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人随即把眼光转向了美国，因为美国和英国处于争夺中东的主导权。英国1947年宣布，结束委任统治，于1948年撤出巴勒斯坦。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势推动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定把这片土地分别建立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叫犹太国，一个国家叫阿拉伯国。但这27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中，15000多平方公里分给了犹太国，只有12000平方公里分给了阿拉伯国。在《贝尔福宣言》之后，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向巴勒斯坦移民，到1947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50多万。而阿拉伯人人口数量是当时犹太人的两倍。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阿拉伯人不接受联合国这个决议。所以在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五个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开始了和以色列的战争，也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战争）。
立足未稳的新生的以色列，当然打不过成建制的五个国家的军队。所以每当以色列奄奄一息，要被消灭的时候，美国就出来喊停火。停火之后，新生的以色列大量地从美国购买武器，大量地补充（军火），差不多了，又开打了，停火破裂。以色列不行了，美国再喊停火，几次反复，最终由于阿拉伯国家内部各有各的心思，所以1949年停火的时候，以色列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原来联合国决议要建阿拉伯国的那部分土地被一分为三，一部分被以色列占领了，就是约旦河西岸“瘦身”了，加利利地区没有了，加沙地带也明显缩小了。
现在的加沙地带只是当年联合国要建阿拉伯国的那个加沙地带的五分之一不到。因为约旦参战了，它便把“瘦身”的约旦河西岸占了，参战的埃及把“瘦身”的加沙地带占了，这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结局。
第二次中东战争发生于1956年，由于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和埃及开始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以色列趁势加入进去，把埃及的西奈半岛占了，但是由于美国对英法施压，迫使英法撤出苏伊士运河，所以第二次中东战争没有改变版图，以色列被迫又吐出了西奈半岛。
第三次中东战争，是1967年以色列发动的闪电袭击，在6天之内结束战争。它把约旦占据的约旦河西岸和埃及占的加沙地带全部占领，甚至把西奈半岛从埃及手里夺过来，把戈兰高地从叙利亚手里夺过来。
阿拉伯世界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局面。埃及、叙利亚韬光养晦，大量地准备报复性地反击，在1973年打了以色列个措手不及，就是赎罪日战争。头两天，以色列惊慌失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但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迅速地缓了过来，最终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并没有打赢，以色列反败为胜。但是历史上来看，阿拉伯国家都认为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他们打赢了。
各次中东战争后巴以占地图示（图源：网络）
1973年的战争深刻地教训了美国，教训了以色列，使他们认识到这样地吞并埃及、吞并叙利亚的领土是不能长久的，所以在这之后，美国尼克松政府最著名的基辛格，开启了“穿梭外交”。在一段时间之内，在中东的国家游走，不停地进行穿梭、斡旋，最终促使埃及和以色列，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建交，这就是和平进程的开端。
在这个之前，无论是以色列、阿拉伯国家，还是巴勒斯坦，都是从战争中寻找出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是最终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之后，需要中东稳定的局面，美国开启了马德里和会，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以1991年是巴勒斯坦问题从战争解决到和平谈判的转折。
和平进程的原则叫土地换和平，以色列撤出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换取巴勒斯坦建国和以色列和平共处，这是和平进程的灵魂，所以在美国大力的推动下，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签署了《奥斯陆协议》。
《奥斯陆协议》规定巴以之间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谈判分三个阶段、共五年完成。但是，遗憾的是《奥斯陆协议》并没有按照规定的框架和时间完成，到现在就做成了“夹生饭”。真正要落实巴勒斯坦建国，也就是说以色列要大量地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时候，以色列国内政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95年11月4日，主持和平进程的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特拉维夫一个公开的和平大会上被极端分子枪杀，拉宾去世之后，和平进程每况愈下，一直到今天。
今天巴勒斯坦是什么局面？巴勒斯坦一部分是约旦河西岸、一部分是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大约有6000多平方公里土地，现在被零零碎碎地割成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就是自治政府完全掌管的地区，有民事权、警察权，只占约旦河西岸总面积的18%；其次是占整体面积22%的土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拥有民事权，但警察权在以色列手里；占约旦河西岸60%的土地是以色列全面管理。除了这三个区域之外，还大大小小分布着150个以色列的合法定居点，由以色列政府成立的；还有128个非法定居点，连以色列政府都不承认，在这定居点里边生活着70万犹太人。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大家可以深刻地领会联合国秘书长的讲话，他说，哈马斯在10月7日的袭击并非“凭空”发生，巴勒斯坦人“遭受了长达56年的令人窒息的占领”。
巴以之间核心的问题有三大争端。
第一，领土和主权。联合国的决议、世界各国的认可、巴勒斯坦的要求就是按照1967年战争前的边界，就是6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内，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但以色列容许巴勒斯坦拥有多大面积来建立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能不能建国，建国之后的巴勒斯坦拥有多大的主权，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巴勒斯坦即使建国也不得和任何国家有接壤，也就是要完全地在以色列的包围之内。
第二，东耶路撒冷的地位。以色列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勒斯坦认为，东耶路撒冷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第三，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在约旦、埃及、加沙地带居住着200多万人，其中70%、80%是难民。这些难民按照《联合国宪章》是有回归权的，联合国承认的至少有200到300万，而巴勒斯坦要求的有400多万，这些人怎么可能再回到以色列呢？
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始终在巴以问题上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自从我们建国以来，我们一贯地是坚持支持巴勒斯坦恢复自己的民族权利。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我们中国的主张，坚持“两国方案”，巴勒斯坦必须建国。
圆桌讨论
主持人：感谢李院长刚才给出这段演讲，可以说是把巴以冲突的历史的由来，讲得非常清楚。张老师曾经亲自去过这些地方，您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一轮巴以冲突到现在的感受？
张维为：我对那个地区的访问集中在1994年《奥斯陆协议》刚刚签署的时候，属于缓和时期，所以我就从埃及到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约旦当时刚刚和以色列建交，我从陆地口岸进入以色列，到杰里科，然后再到耶路撒冷，最后回到埃及。最直白的感觉就是那个地方的冲突问题无解，苦大仇深。
那里是三个宗教的发源地，原教旨主义者多，各个教派相互斗来斗去。我到耶路撒冷之后，自己租了一辆车，准备从这边开车一直开到死海，要经过杰里科。我问酒店的犹太人服务员，他提醒我千万要当心，拿着地图给我说明不同穆斯林教派的占据地以及风险情况。
当我一路开过去可以感觉出来，第三世界是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区，第一世界是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称之为“种族隔离”，虽然可能不完全准确，但那个地方就是矛盾太深、积怨太深，很难解决。
主持人：那我们再回到这一轮的巴以冲突，它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李绍先：我们从两个维度来看这次爆发。第一个维度就是和平进程逐渐走下坡路，到2001年之后基本上就急转直下。如果说在“9·11”事件之前，美国的政府还高度关注巴以和平进程，那么“9·11”事件之后，巴以问题逐渐逐渐被边缘化。
在过去阿拉伯有个统一立场，就是如果以色列不容许巴勒斯坦建国，阿拉伯国家集体不和以色列发生外交关系。但2020年，特朗普启动了《亚伯拉罕协议》，几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缓和，便没有统一立场了。一直到最近，美国在推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如果成功的话，那阿拉伯国家大多都会和以色列建交。所以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巴勒斯坦逐渐被抛弃的一种现状。
从具体的方面来看，以色列国内政治不断右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强硬，在以色列有“安全先生”的称谓。去年12月30日他再次组阁成功，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府。比如前几天发表评论的遗产部部长认为应该向加沙地带投掷核弹；财政部长说巴勒斯坦人只有三种选择，第一，移民，离开这个地方；第二，在征服下生活，当顺民；第三，去死。
所以这届政府上来以后，有两个执政的重点：不断地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不断地去挑战巴勒斯坦的心理的底线。新政府成立的第三天，国家安全部长就登上了圣殿山。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称之为“尊贵禁地”，是伊斯兰教很高贵的地方，上面有阿克萨清真寺，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按照巴以的协议，犹太人是不能上去的，但他上了宗教圣地之后，还要强行地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到那里边去祈祷，可以想见这个行为对阿拉伯人构成的挑战。为什么大家都看到了哈马斯这次行动的代号叫“阿克萨洪水”，就是对犹太人亵渎阿克萨，冲击阿拉伯人灵魂的底线的一种反击。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访问照片
主持人：以色列右翼政府越来越极端之后，巴勒斯坦人在生存空间、心理空间、宗教尊重空间不断地遭受着这种挤压、压迫，那以色列当下有没有停下来的可能？
张维为：非常难。一般认为现代国家都是政教分离的，但是宗教对以色列现在的政府影响非常大，这就导致一种理性的缺位。他们认为这个地方是“天选之地”，就是我们的。他们对联合国秘书长的态度也很强硬：必须下台，必须辞职，联合国必须解散。这确实导致他们失去了道德的制高点。
另外，美国的作用明显是“拉偏架”，从特朗普开始，先是废除伊核协议，再到苏莱曼尼遇刺，然后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些事件都是严重地伤害巴勒斯坦人感情的，导致他们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李绍先：2007年哈马斯基本上被圈在了加沙地带，成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监狱”，所以哈马斯这样爆发出来，对以色列的冲击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以色列迅速定性为是以色列的“9·11”事件、“珍珠港事件”，以色列民众大量充斥着把巴勒斯坦人全杀掉、把加沙地带重新占领这种情绪。
如果说这场冲突过去，像内塔尼亚胡这样当政的这些人，恐怕通通要走人。因为民众认为这个政府没有保护好平民，使得以色列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痛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领导人、战时内阁在加沙地带做的这些事，在以色列内部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来自于以色列国内的民众的声音，那么以色列民众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吗？
李绍先：十多年前我曾经在以色列见过他们一些前任领导人，我曾经很苦口婆心地给他们讲中国的围棋艺术。围棋是一种“双活”的艺术，在犹太人那里，他们不会这样思考问题。
现在短短一个多月，死于炮火的平民已经超过1万多人了，国际社会一片哗然。人们就很纳闷，这么一个小小以色列，怎么就能顶住这种压力呢？美国在那压着阵，各种各样的兵力在那里部署。用拜登的话讲，就是“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参与进来，就让以色列好好地收拾加沙地带。”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的加重，美国会越来越处于道义的拷问台上，他会越来越处于两难的困境。
张维为：现在从国际舆论的反映来看，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俄军杀了十几个平民，马上就被描绘成massacre（大屠杀）。现在你看相比之下俄军变成“文明之师”了，所以西方“双重标准”走得太远了。这次西方道德整个滑坡乃至崩溃，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中国人提出建议，停火、禁止人道主义伤害、“两国方案”，这是一个治标、一个治本，标本兼治的方案。但现在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它不停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间汲取很多智慧。比方说，我们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文化，巴以那个地方地域狭小，积冤难消，很难产生这种文化，当时以色列领导人拉宾想退一步，土地换和平，结果就被暗杀了，你去那访问过你就知道了，各种利益早已盘根错节，那些定居点的人，你要他让出土地、让出房子，他不会接受的。
主持人：在美国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之下，已经有不少的国家跟以色列有外交关系，还有一些可能也在建交的路上。随着巴以冲突的发生，您觉得会对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产生影响吗？
李绍先：沙特阿拉伯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发表了一个联合的声明，非常强烈地对以色列进行谴责，并支持埃及大力地推动物资进入加沙，呼吁立即停火、全面停火。危机开始以来，阿拉伯国家的立场经过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们最初的情况不同，有的坚决反对以色列，有的已经建交，有的在巴以这个冲突中直接受到威胁的，如埃及、约旦。但他们随着冲突的发展逐渐完成了立场一致的过程，最终达成了这个联合文件。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在沙特利雅得举行（图源：视觉中国）
阿拉伯国家在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不断加重这样局面下，他们也受着灵魂的煎熬，也承受着实实在在的压力——就是他们各个国家内部民众的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和解，特别是沙特和以色列和解，明显地受到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个进程不可能逆转。因为在这个会议上，一些阿拉伯国家提出来和以色列断交，还有一些国家（提出）惩罚以色列，断绝和以色列的能源关系，都不可能实现，也没有爆发所谓的第六次中东战争。
主持人：加沙地带遭遇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才让阿拉伯国家有这个统一的声音。但是什么契机使得阿拉伯国家曾不跟以色列建交的立场松动了？
李绍先：就是美国的因素。《亚伯拉罕协议》就是美国在威逼利诱。当年苏丹为什么和以色列建交？是因为美国说如果不和以色列建交，那么就一直在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苏丹怎么进行发展？这是威逼。
摩洛哥为什么同意和以色列建交呢？美国公开承认西撒哈拉是摩洛哥的，来换取摩洛哥和以色列建交，这是利诱。
身份不明的摩洛哥和以色列官员于2020年12月22日以色列特使访问摩洛哥拉巴特期间签署谅解备忘录 (图源：路透社)
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建交，有正式的外交关系，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建交，大使馆也存在了很多年了，但是这两个国家和以色列有没有真正和解呢？和解只是政府之间的，民间绝没有和解。建交这么多年，没有一个犹太人敢大摇大摆地到埃及去旅行，也没有一个埃及人，说我堂而皇之地愿意到以色列去旅行。
张维为：这也说明美式思维方法的局限性，因为它的基本的考虑就是我把沙特这些逊尼派国家全部跟以色列建交，然后来集中对付伊朗。美国没想到事情是互相联系的，这反而把整个的“什叶派之弧”给激怒了，包括把哈马斯也给激怒了。另外，美国整体的外交的失误，就是它一定要把这个重心要放到亚洲来。但其实整个转向都是失误的。
李绍先：现在叫大国竞争，也就是来对付中国和俄罗斯，但是中东这块土地，美国又是不愿意离开的，它一方面力不从心，要把精力腾出来搞大国竞争，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手中东，但是它对中东的持续投入在下降，影响力一路在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要“借刀杀人”，要动员它在中东这些盟友，但这些盟友又处于敌对状态。
以色列是它最铁的盟友，阿拉伯国家也有一些很重要的盟友，但是阿拉伯和以色列处于敌对状态，在中东地缘政治上最大的敌人是伊朗，所以无论是特朗普，还是现在的拜登，只有竭力地撮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拧在一起，在中东遏制伊朗，同时用各种各样的利诱让他们离中国远一点。
但是恰恰相反，中东这些国家，处在地缘政治战略高地，那纵横捭阖多少帝国建立于此，近年来中东国家独立自主的意识都在增强，包括沙特阿拉伯、以色列都不像原来“听话”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中东的布局，在这次巴以冲突中冲击得一塌糊涂。
主持人：这样的新一轮冲突，恰恰又对美国所谓的初衷影响非常大，破坏力也非常大，所以美国有可能改变它的中东战略吗？有可能真正地实质意义上地来推动巴以的和平进程吗？以色列会跟随美国的步伐吗？
张维为：在中东战略中，美国一贯是“拉偏架”的，哪怕是包括促和式的《奥斯陆协议》，它还是有偏向的，它对一些基本事实我觉得判断不准确。
李绍先：现在的事态的发展正在逼着美国往回走，因为虽然美国支持以色列不遗余力，但是过了度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美国在这一轮冲突中有两个担心的点，一个就是加沙地带出现灾难，使美国在全球道义上越来越处于一种非常难堪的境地。比如说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四星上将，他公开说以色列现在的这种做法正在把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推向哈马斯。
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图源：纽约时报）
还有据说美国在阿拉伯的使领馆向拜登政府提交秘密报告，说美国现在这个政策不改变的话，将失去阿拉伯世界整整一代人的信任。这对美国破坏是很大的，所以美国出于它全球战略的考虑，会有所改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它从刚开始连轻声细语都不愿意影响以色列，到现在越来越多地不许重新占领加沙，要注意平民，要在合理的范围的话术的转变。
美国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冲突持续下去，有可能漫出巴以，那对中东地区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寄希望就是在国际社会巨大的压力下，迫使美国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国家、中国、俄罗斯能形成合力，共同向美国施压，共同向以色列施压，我觉得目前这场冲突要让它冷却下来，必须有非常强大的压力。
问答环节
于佳雨：哈马斯知道对以色列平民的袭击会使更多加沙平民受到报复，但他们依旧选择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存在获得更多支持来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争夺权利的意图？谢谢。
李绍先：从2007年到现在，哈马斯被世界长期忽视的情况下，每一次引发世界关注都是用火箭弹，这是它唯一的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手段。这一次可以说酝酿已久，它要把全世界的注意力再拉回来，关注这几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的处境。而从现在的情况看，它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的。
至于说它要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争夺权利，2006年美国大力在中东推进“民主化”的时候，美国在巴勒斯坦推动选举非常公正的，这是国际社会都承认的。哈马斯获得了第一的得票，70多票，法塔赫，就是我们说民族权力机构的核心，获得了45票。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哈马斯还是执政党，它的合法地位是经过选举的，而从2006年到现在，巴勒斯坦是没有选举的。所以哈马斯要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争夺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
张维为：我觉得这也是当时美国在中东地区推动所谓“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的时候的一个失败案例，他们没想到最后会选出哈马斯，后来他们就不提了，这也说明他们调研和判断能力之差，我们叫唯心主义，自己拍脑袋，就这样做了。
你看现在的以色列和美国，他们的预设就是能够消灭哈马斯，能够彻底摧毁哈马斯，不可能的，即使哈马斯被摧毁了，“哈牛斯”还会出来，他们没有办法，问题的根源没有解决，新的仇恨又不断积累，而且越积越深。你看现在美国还在谈论哈马斯被消灭之后的加沙治理计划，这些东西实际上不太现实。
朱瞳菲：随着巴以冲突持续升级，联合国在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工作也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一方面我们看到已经有数十余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在这场危机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政府对于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反应非常地激烈，我想请问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谢谢。
李绍先：美国是有史以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最多的国家，美国否决议案最多的就是关于以色列的议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很难想象安理会能够发挥有效作用。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召开了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大会压倒性的120票，支持要停火，当务之急，虽然联合国大会没有执行力，但是民意表现得是非常明显了。
张维为：联合国作用有限，但在国际舆论场上有一定的作用。为什么美国和西方这次危机之后会变得越来越孤立，就和这个有关，因为在联合国投票中大家看出来，西方不得人心，“双重标准”不得人心。
另外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这是1949年就成立的机构，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就成立了，加沙地区的百分之六七十的居民就是拿各种各样的联合国救济才活下来的。11月13日，联合国总部和世界各地的办事处降半旗病举行默哀仪式，悼念因巴以冲突在加沙遇难的101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工作人员，这是联合国78年历史上最大的人员损失，这是极不得人心的。
李绍先：一个多月已经一百多名救助人员死亡。
张维为：这些都会导致西方和美国道德制高点的滑落、乃至崩溃，直至变得非常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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