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进一步深化“预聘-长聘”制。
新 制度显示 ，入职青年教师在第一个考核期内可以从预聘助理教授申请晋升为预聘副教授，评估通过即进入第二个考核期，可以从长聘副教 授申请晋升为长聘教授，但首次申报需获聘长聘副教授职位满3年。
这意味着，中山大学预聘助理教授和预聘副教授的岗位都将实行非升即走，新进教师需要通过两次考核才能拿到长聘岗位。
图丨中山大学，深化改革“预聘-长聘”制度
趋势
国内高校对 “非升即走”制度的探索，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
作为一项引入不过30多年的舶来品，“预聘-长聘”制度已在中国各大高校全面开花，超过90%的“双一流”高校都已官宣全面实施该项制度。
不少非“双一流”高校也开始使用“预聘-长聘”制度，甚至部分高职院校，也采纳了这一项人事改革制度。
然而，也有部分高校站在了反面，对“非升即走”说不。
在一次院士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教授透露，复旦将推出“非升即走”的替代计划，不升也能留，只要青年科学家在行业内做得足够好，就可以留下来，化解“五唯”压力。
图|复旦大学校长金力透露，复旦将推出“非升即走”的替代计划，不升也能留。
复旦大学不是唯一的逆潮儿，同样 拒绝“非升即走”的“双一流”高校，还有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曾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的柯炳生，撰文分析了 “非升即走”制度的利弊与国内推行的顾虑；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招聘公告中明确表示：不采用“非升即走”或类似招录模式，不实行竞争性淘汰。
图|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不采用“非升即走”或类似招录模式，不实行竞争性淘汰。
改革
一边是高校事业编改革的持续性推进，“铁饭碗”不在；一边是全球化人才市场的自由流动，“让能干的上”。
硕博持续扩招，高校内部的师资储备开始过剩，高校教师需求与供给关系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
客观上来说，“非升即走”制度有助于盘活人才资源，激活教师的科研主动性，优化师资结构，保障学术自由，对提升高校科研实力、办学效益、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正向作用。
学校通过长达数年的“试用期”选出并留住最好的教师，在日后通过研究为学校赢得声誉，确保自己此后几十年的投资不会“打水漂”；青年教师通过这项制度在研究的起步阶段就能获得重要的资源倾斜，并在努力过后为自己赢得一个安稳的学术生涯。
这样一来，双方的需要就都能够得到满足，最终形成一个“win-win”的格局。
然而，国情不同，“预聘-长聘”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是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
争议
各大高校对于“非升即走”的具体规定可能不同，但基本原则保持不变：
你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若干年），学术表现突出，从而晋升为副教授（个别大学是教授），获得铁饭碗（除非有重大过错或者触犯刑律，学校不能解雇）。
然而，北美大学实行“非升即走”的重要前提是，没有晋升指标限制。只要申请者达到了晋升标准，原则上就可以晋升。
国内由于岗位编制、政府拨款等问题，高校教师“一个萝卜一个坑”。处于预聘期的教师只属于学校的“编外人员”，但“收编”名额却有限。
且同一学院或者同一系内部，往往是不同专业的人来竞争有限的指标，不同专业的人很难用一把尺子衡量。评审过程经常成为不同专业之间的平衡，晋升标准难以把握。
晋升标准不确定也不固定，并且会随着新进教师的水平升高而水涨船高。 最后的结果就是，“升了也走”、“只走不升”。
一位已超额完成论文发表任务、却在第四年还没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青年教师说：
“现在这么苦是因为我晚生了几年。我师兄们要求比现在低很多，我导师那一辈就更不用说，都是没自己发过SCI的。我现在是‘水’SCI的工具人，‘水’得不好就滚蛋，完全违背了我想教书育人的初心。高校只看这个，谁不想比别人混得好呢?......政策变得快，水涨船高，一年一变，现在只能拼命根据当下要求尽快拿到职称，你不知道之后还要怎么变。”
失败
更致命的一点，还在于：非升即走，走了的人都去哪儿了呢？
实行终身教职制的美国，高校间教师流动频繁，聘期结束后未能晋升的教师水平或向下流动到另一所高校是常见的现象。
而我国尚未形成不同等级高校间的双向流动机制，虽然在高水平高校聘期考核中“非升”的“青椒”在学历、教学经验、学术产出等方面，均远远高于一般高校的要求，但却很难顺利流动到普通高校。
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学者的流动本属于正常现象。但在“非升即走”中那些未晋升的青年教师，最好的结果是争取校内转岗，不然就只能重新求职于排名更靠后的高校。
他们不仅被贴上“失败”和“不上进”等带有负面评价的标签，还可能改变其生活轨迹，如住处搬迁和子女转学等，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相对不足的青年教师来说可能是雪上加霜。
疲惫
“在象牙塔和学术流水线之间”，分不清自己是青年教师还是学术民工，这是当前许多青椒的困境。
怀揣着“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崇高理想，叩开了高校的大门，却面临着为生产学术成果而彻夜难眠、为避免转岗或失业而疲于奔命的现实。
他们身处其中的学术职业的制度环境表现出过度强调生产效率的特征，而生产效率以单位时间内的产量来计算。往往，青年教师只能通过牺牲身体健康和占用休闲时间来应对时间压力。
“在学术界失眠”，一位刚入职一年的工科教师透露，由于白天有课和杂事，论文只能熬夜完成：
“我没有一天2点之前睡觉，经常躺下还睡不着，没把握，前途还搭进去了。躺了半小时我还没睡着，就继续起来干......很累。有次闹钟没响，我直接睡到第二天凌晨，整整睡了28个小时。”
被透支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学术梦想。在巨大的考核压力下，一些青年教师不得不追求“热点”、主动“灌水”及弄虚作假等方式来提高学术生产速度。
曾经一篇CNS可以参评副教授，现在需要手攥更多论文才能保证不被出局。有青椒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内卷经历：为了评职称，把一篇好论文拆成了八篇水文。
作者在文中这样自诉：“一开始大家都在认真做科研，认真写文章，虽然文章数量少，但是质量高。后来，有人发现做短平快的工作，灌一些水文章可以对其他人形成数量碾压，从而在评职称时占据极大优势。于是剩下的人也被迫参与灌水以求在文章数量上不落人后。最后人手一把水文，大家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都没赚到便宜。”
北美的tenure track制度，根本目的是让副教授和教授免受功利主义或者其他方面的压力，自由自在地进行学术研究。它是为了实行终身教职制度的一个副产品，而绝非是对青年教师施加压力。
都说“板凳难做十年冷”，但情况往往是，板凳还没捂热就已经被抽走了。
在这个事业编越来越吃香的年代，最需要事业编的稳定来专心搞科学研究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们，才是真正最需要编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