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君曾写过“名校不仅意味着高学历，还有开阔的眼界和不一样的圈层”，你身处的圈子，可能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但被名校录取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就算被名校录取，接下来的挑战还有很多，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在这个时代，想通过精英教育实现阶层流动与跃迁，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文 | 暖暖
From 留学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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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鸟鸟和《看天下》的一段采访，五味杂陈。
鸟鸟说，“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你现在努力以后才能过上好日子。我努力到30岁还没有到好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好日子。”
鸟鸟是谁？
鸟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拿过《脱口秀大会》的亚军，现在是非常“出圈”的脱口秀演员。
鸟鸟把人生状态分为：中悲、大悲、超大悲
事实上，这并不是鸟鸟第一次在媒体面前，表达出类似的“人生困境”。
鸟鸟属于典型的“小镇做题家”，好不容易考上北大后，她以为命运可以就此改变，但毕业后，她漂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遭遇现实的重锤后，她被迫回到老家。
鸟鸟说，“在此之前，我觉得考上北大人生可以改变，进去以后才发现，很多时候就是输在起跑线，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努力了半天，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强烈的幻灭。”（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鸟鸟命运的转机发生在2020年。
那一年，她登上脱口秀舞台，把“生活之重”汇编成自我调侃的段子，没想到一下子就“炸场”了。自此，鸟鸟正式开始了脱口秀演员的道路，光透过乌云照进来。
在某种程度上，鸟鸟是幸运的，她通过脱口秀找到了救赎，但鸟鸟之外，还有更多名校学子，从精英大学毕业后，并不能实现想象中的“鲤跃龙门”，他们困在名校标签里，找不到出路。
但问题并不出自于如今所盛行的“学历贬值”或者“学历无用论”，而是名校学子的出路与命运走向，早早由家境与出身决定，正如鸟鸟所说，“很多时候就是输在起跑线上。”
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在这个时代，想通过精英教育实现阶层流动与跃迁，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对于这个扎心的社会现实，复旦毕业生郑雅君既是亲历者，也是研究者。
在经过“田野调查”与“追踪”62名清华、复旦毕业生去向后，她写下《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这也是她的硕士论文，笔触字字珠玑。
论文的灵感来自于郑雅君的自小成长经历以及她在复旦的所见所闻。
郑雅君和鸟鸟的出身很为类似，都是通过苦读考到大城市的“小镇做题家”。
在《人物》的专访里，她回忆起高中的经历时，让人感受到的都是苦。
郑雅君自述道，“高考对我来说是唯一的机会，我觉得这辈子的前程都压在上面，命悬一线。”
“每天不到7点起来，晚上一两点睡，学校规定跑操，跑操也带着小纸条，边跑边背单词。”
第一年因为过于紧张，郑雅君高考失利了，第二年复读，她以全省第40名的成绩，最后进了复旦社会学系。
考上复旦对于整个家庭来说是光宗耀祖的荣誉，承载着改变命运的期许，但踏入名校后，郑雅君经历着种种因为阶层参差所带来的自卑与隐痛。
在硕士论文里，她如此写道，“身处于名校当中，身边围绕着家境丰裕、见多识广的高阶层同学，作为少数群体的低阶层学生往往感到与周遭环境差距巨大。”
具象的例子是，在上专业课时，老师会引用到很多电影名，同学们反应热烈，但她根本听不懂，“我中学时除了三毛，基本没看过别的课外书。”
郑雅君来自于甘肃张掖，而她的很多复旦同学来自于江浙沪发达城市，而且不少同学是通过自主招生来的。“自主招生更倾向于筛选出那些家庭文化背景好、视野开阔、很早就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
这种同龄人与同龄人之间的差距给予了当时的郑雅君巨大的心理冲击。
大学四年是一个意识差异、承认差距以及不断与自我和解的过程，这是很多和郑雅君有着相似背景学生的共同心理写照。
等到大四毕业季来临时，郑雅君发现有的同学手握多个优质offer，有的去海外留学，有的却茫然找不到方向，她属于后者，因为眼前找不到出路，不得已，郑雅君申请了延毕。
也是从那个时刻起，郑雅君开始好奇为什么大家同样是精英大学背景，毕业后的差距为什么如此迥异，于是，她开始研究教育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联。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精英大学生的毕业走向？
其实，在郑雅君研究这个主题以前，大洋彼岸的美国，有一位叫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的哈佛教授，也同样研究了这个议题。
在大学校园经过三年的田野调查后，安东尼写下《The Privileged Poor：How Elite Colleges Are Failing Disadvantaged Students》一书。
这本书是一本寒门子弟的悲歌
它向大众展示了阶级和文化
如何在大学进行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本书揭露了这样一个残酷现实:经济上的窘迫可以限制学生的想象力、社交能力、企图心、自信心......
“就读精英大学原本是一个让人的命运重新洗牌，接触更高层级资源的手段，然而太多贫困学子本末倒置，置身于一个透明的玻璃罩中，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享用盛宴，固执地用远离来为自己打造一个安全领域，以此来维护自己的自尊心，最后他们在玻璃罩中度过四年，没有享用到任何资源。”
类似的描述在郑雅君的书中亦有体现。
郑雅君将精英大学的学生分为两类，目标掌控型与直觉依赖型。
前者往往出身在大城市，家境优渥，父母是高知；后者往往来自农村或者小城镇，不少曾是留守儿童，父辈们从事着艰辛的体力型工作，即属于社会金字塔的弱势阶层。
目标掌控型与直觉依赖型在专业选择、校园生活、学业、求职准备上有着诸多的明显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不断拉大着彼此之间的差距。
比如，在专业选择上，很多弱势阶层的学生是稀里糊涂的，他们的父母因为自身的局限性，亦给不了子女任何指导与帮助。
郑雅君本身亦是如此，郑雅君选报社会学专业，以为毕业后是“当新闻记者，去做为社会争取公平正义的事。”
而优势阶层的学生通常有着更多渠道去了解各个专业那些很少被官方言明的特征，例如人才稀缺程度、行业专业化程度、境外市场需求、深造前景等。
“北京学生彦超选了北方大学建筑系，主要是受到他父母专业背景的影响。他在专业的精英家庭长大，父亲是农学教授，目前是某三甲医院的医生。”
在大学四年的学业规划上，弱势阶层的学生犹如漂浮在洪流中的孤舟，被裹挟着前进，缺乏目标感。
郑雅君以学生冰倩举例，冰倩是一个从湖南农村考进复旦大学的女生。
在校园生活伊始，冰倩尝试积极融入，但面试学生社团均以失败告终后，冰倩一度陷入抑郁情绪。
大学的前三年，冰倩在刷剧中度过，直到大三下学期，她才意识到自己没有为毕业做好准备。
想要推免（保研），名额轮不到自己，同时也没有校外企业的实习经历，无奈之下，她决定“背水一战”加入考研大军，但最终失败了。
冰倩是很多弱势阶层学生的缩影，“大一对成绩漫不经心，大三才发现成绩不够推免研究生的资格，一扇门就这样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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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外一扇门——进入职场，弱势阶层的学生也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拿对待校园社交活动和课外活动的态度举例，弱势背景的学生往往会对其保持拒斥感，“他们倾向于将这些活动视作是对他们主业（学习）的一种干扰。”
殊不知，这些活动恰好是打造求职简历的重要一环。
优势阶层的学生，更清楚知道自己需要通过在大学期间，参与各类社团、实习实践、人际交往等社会性投入，为包装自己的简历。
比如城市学生泽斌正是因为熟稔这一规则，他在课外的实习实践上投入了绝大部分精力。
这些有着优势背景的孩子熟练掌握精英大学场域规则的行事方式，因此在毕业季，他们掌握了更多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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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的不同，体现在细枝末节，这些被忽视的细节也在“暗流涌动”中继续拉大着两者的差距。
比如，精英大学拥有着着各种资源与人脉，但弱势阶层的学生并不擅长运用。
拿如何与权威（老师）相处举例，优势阶层的学生会把大学老师看作朋友相处，除了学业上的事情，他们还会和老师主动聊天谈心；而弱势阶层的学生把老师看作权威，害怕以及尽量避免与老师交流。
前者通过和老师频繁互动早一步获取信息和资源，当老师分配资源的时候，更倾向于把资源分配给自己了解的学生，而不是冷冰冰的姓名符号。
在遭遇困难时，两者的表现也大为不同，郑雅君在论文里写道，“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学生在遇到挑战时更偏向独立解决而不是求助或与他人合作。”
来到就业季，同样是名校应届生，雇主会如何选人呢？
英国社会学家布朗(Phillip Brown)指出，随着同样的文凭持有人大量涌入就业市场，雇主再难以通过文凭来甄别求职者的就业能力，因而招聘要求开始被定得更精细。
这意味着，在两个拥有同等学历的求职者中，只有那个条件更优越者能够被录用。
即大学生要想将自己打造成合格的候选人，需要对实习、旅行、体验等课余生活进行精细化地“投资”，而这显然需要来自家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加持。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弱势阶层的学生往往是“牺牲品”。
郑雅君以中产学生钦凯举例，在求职季，复旦毕业的钦凯已经手持几个顶尖咨询公司入职邀请。
他告诉郑雅君，那些能抵达顶级金融和咨询公司的终面环节的候选人往往有一些通性，除了“硬”的认知能力和业务素养以外，最重要的是“演绎”的自我表现能力。
钦凯说，“这类公司，一半看人的基本条件，比如面咨询，你对case了不了解；你面投行，你对金融对市场直觉正不正确，基本概念有没有，或者也包括你的学历，可能他们只要求复旦或者交大，专业对不对口，这些都算上。但是另一半就靠演绎，演绎怎么演绎？这个演绎也是一坨东西，包括长得怎么样？你情商高不高？你给人的印象怎么样，仪态怎么样，比如坐下的时候西装外套的扣子有没有解开？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转化率。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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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背景的学生不仅更难获得精英工作，而且他们的出身像是一种诅咒一样，甚至有可能影响着他们的收入，而这样的现象其实不止发生于我国语境之下。
BBC的记者采访过一个工薪阶层的学生埃尔维斯，埃尔维斯毕业于伯明翰大学，母亲曾经是摩根士丹利办公室的清洁工，他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埃尔维斯的目标是成为伦敦金融城的一名交易员。
尽管埃尔维斯大学表现出色，但在求职时他遭遇着种种隐形鄙视链。
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如果你是一名拥有一流学位的工薪阶层毕业生，那么你获得精英工作的可能性就低于拥有同样学位的中产阶级毕业生。
即使你最后成功获得了这个职位，你的平均收入也会比中产阶级同行低 16%。
在这个专题的最后，BBC的记者采访了企业招聘人员，招聘人员平静地讲诉到，在面试的时候，会通过求职者的口音、行为举止、穿衣打扮，判断出面试者是否来自于中产阶层。
尤其是那些头部的精英工作，比如投行、咨询和律所等，雇主会更为看重求职者的“血统”与背景，这一残酷现实，在美国作者劳伦的《出身》一书中有详尽描述。
在《出身》一书里，作者访谈了投行、咨询和律所数百位招聘官和求职者，揭示出看似能力取向的选拔标准如何帮助精英阶层完成了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
听起来很丧气是不是？
不过，对于贫困生、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而言，向上流动的通道变得狭窄但并未完全关闭。
虽然不论是郑雅君对清华、复旦寒门学子的观察与书写，还是哈佛教授安东尼笔下的双重贫困生，都充满着某种“宿命论”，但在安东尼的笔下，还有部分寒门幸运儿，他们在大学校园里、职场上、生活中，顽强地升级打怪，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生命力，最终改变了命运。
行文到最后，依旧用我喜欢一句“俗语”结尾，我们没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但天生手握一手好牌没有什么值得歌颂，把一手烂牌打好，这样的生命力才最值得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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