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昊宇

“全球南方”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最热门概念之一。从七国集团（G7）到二十国集团（G20），从金砖机制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全球南方”国家都已成为事实上的主角或核心议题。随着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的关注不断升温，国际学界对其认识也在深化，比如有学者将“全球南方”进一步细分为“实力南方”（Power South）和“贫穷南方”（Poor South），为世人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提醒国际社会除了“南北鸿沟”之外，还需关注“南南鸿沟”问题。

尽管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南方”的范围尚无权威界定，但普遍认可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除了国际上公认的30余个发达国家，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可划入“全球南方”之列。作为由100多个国家组成的庞大群体，复杂多样性是“全球南方”的基本特征。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国家的大小强弱上，也体现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体制、发展水平等方方面面，这就造成“全球南方”群体内部的千差万别。除此之外，由于各国禀赋和能力的不同，“全球南方”国家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和地位也呈现明显分化，发展差距不同程度地有所拉大，由此产生的地位失衡问题也值得关注。

在国际经济层面，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地位凸显，越南、墨西哥、印尼等新兴“中等强国”试图抓住全球产业链调整的机遇实现经济发展水平跃升，以沙特、巴西为代表的中东和南美资源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发言权也日趋增大。在国际政治层面，俄乌冲突促推国际秩序变革，一些发展中大国视之为难得机遇，或凭借资源禀赋或凭借地缘优势在大国竞争时代纵横捭阖，试图在全球大变局中占据主动有利位置。一些发展中大国和“战略支点国家”因在俄乌冲突中相对中立的立场，成为美西方着力拉拢的对象。这些“全球南方”国家正利用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的优势，努力扮演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塑造者。

与此同时，隐身于“实力南方”背后的“贫穷南方”更像是“沉默的大多数”。从数量上看，能够乘上“全球南方”概念走红的东风、走近国际舞台中央的“全球南方”国家仍然只是少数，大量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依然在国际事务中处于边缘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些“贫穷南方”国家不仅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南北鸿沟”巨大，与一些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间的“南南”差距也在扩大。联合国相关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导致全球贫富差距重新拉大，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降，世界新增1亿多贫困人口，近8亿人生活在饥饿之中，最贫困国家和地区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则被推迟整整10年。根据世界银行去年7月发布的最新标准，全球2/3的国家还属于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低于13205美元的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其涵盖了70%的全球人口。

对于“全球南方”概念兴起，国际社会热衷于从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角度做出解读，却鲜有人关注其背后暴露出全球发展鸿沟加剧的惨淡现实。不得不说，美西方国家对此难辞其咎。这一轮炒热“全球南方”概念，美西方国家的政治意图再明显不过。去年联合国关于俄乌冲突的特别会议上，52个发展中国家主动选择不支持对俄制裁，130个国家不参与对俄金融制裁，这意味着全球越来越多国家开始不再和西方保持一致，这对西方世界形成强大心理冲击。不少西方政要和学者感叹道，美西方主导全球事务的时代已经结束。在霸权地位旁落的强烈危机意识驱动下，西方开始着力拉拢“全球南方”国家，目标指向与其说是整个“全球南方”，不如说是其中的“实力南方”。从日本主办G7广岛峰会邀请印度、巴西、印尼等国参会，到美国大力发展同越南和菲律宾的关系，最近又力图通过“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重塑对中东的影响力，背后贯穿的都是地缘竞争和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

尽管“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诉求不尽一致，“独立自主求发展”依然是各国立场的最大公约数。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曾深受殖民压迫和冷战威胁之苦，不愿再成为大国竞争的棋子，也不会在阵营对抗中选边站队。美西方如果真正关心“全球南方”的发展，恐怕需要将更大精力投向作为“沉默大多数”的“贫穷南方”。让落后者也能跟上队伍，让世界更加公平公正合理，这才是西方国家关注甚至重视“全球南方”的应有之义，也是作为“全球北方”的责任所在。根本而言，这需要一些国家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执念，认清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大势，切实通过务实有效的发展援助和经贸合作来帮助广大“贫穷南方”摆脱发展困境。（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