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

出国留学作为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构成，是我国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推进文明文化交流互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人员总数（含港澳台地区海外留学人员）已超1000万人，出国留学事业获得极大发展。但近来，“出国留学学生减少”“年轻人不再热衷留学”等，引发广泛讨论。

事实上，从教育部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从2020年的45.09万人回升到2022年的66.12万人，正在跳出疫情影响逐渐回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逆全球化的大形势下，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学生流动增长均呈放缓态势，中国也是如此，相较于2019年及之前的增速和体量，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速减缓，体量收缩，逐渐进入平稳发展新阶段，在留学结构及选择上存有三重变化。

第一重变化表现在，留学决策务实。提高自身社会流动资本，在就业市场上获得更大竞争优势是个体出国留学的强劲动力，能否吃到“留学红利”一直是家长及学生做留学决策的重要遵循。当前，随着中国留学生回国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海归光环逐渐消失，出国留学人员越来越务实，更加追求留学的“性价比”和“含金量”。一部分潜在出国留学群体在对比国内外高等教育成本、质量、竞争强度及就业前景的投入与收益比后，选择留在机会更多、性价比更高的国内高校，或学费更少但教育质量优质的海外公立大学。另有一部分学生选择在学历收益率更高的硕、博士阶段出国留学，且申请世界顶尖高水平大学，选读交叉学科专业、STEM专业学生增加。以北京邮电大学为例，2020年—2022年赴境外深造的本科毕业生中，被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QS排名前100高校录取的学生比例，每年都超过70%，出国留学“含金量”越来越重，镀金留学现象正在减少。

第二重变化表现在，留学国别多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留学生生源地，2022到2023学年仍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新西兰、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国。但从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国别选择来看，随着国际局势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变化，选择正变得更加多元，与热衷发达国家留学的阶段相比，当前，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多元化选择表现为：赴美留学规模有所下降，欧洲及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留学人数有所增加。《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中国在马来西亚、泰国等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留学的学生数量持续增加，2021年比2020年增加1万人左右。由此可见，在国际政治局势变化及国家关系发展波动的背景下，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国别选择出现了新的变化，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留学路径已被社会接受，并处在持续发展中。

第三重变化表现在，“在地留学”扩增。“在地留学”是指在国境内获取国际教育机会和资源的途径，如就读境内国际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学校等，目前已在我国获得较大发展空间。以中外合作办学为例，当前，在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接近90%的高校已设立或举办不同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据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全国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层次在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达1400余个，2022年本科阶段通过高考招生人数达13.8万，高等教育阶段在校生规模已超70万人，年保有量和出国留学人数基本相当。

综上所述，出国留学降温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变化，而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变化态势，是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全球经济及就业情势趋紧、海外留学成本攀升以及区域政治经济形势变动等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产生的影响，其所呈现出来的三重变化既代表了我国家长及学生出国留学心态的转变，又预示着我国的出国留学事业逐渐走入自信、理性、追求高质量的时代。（作者是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