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于3月19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获全票通过，于23日正式刊宪生效。回归近27年后，香港终于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补齐了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的短板。

这一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进展，让香港爱国者们如释重负，也让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那些政客、媒体“悬着的心终于死了”，但批评质疑仍纷至沓来。

这次23条立法为何能高效通过？23条立法落地，会对香港社会产生哪些影响？“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至今，香港政界发生了哪些变化？围绕相关问题，观察者网采访了香港立法会议员、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

·23条立法

观察者网：这次23条立法通过的速度让很多人惊讶。您能否聊聊为了尽快完成立法目标，你们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邓飞：为了“早一日得一日”完成立法目标，政府和立法会都作出了一连串的高效操作，包括：行政会议召开特别会议通过条例草案，翌日刊宪，立法会随即加开特别会议进行首读和二读——这是首次有草案同日刊宪及首读，显示当局“分秒必争”的决心；为早日完成审议，相关的法案委员会连续多天召开会议，连周末都没有休息，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法案委员会完成审议全部条文，保安局也同日提交修正案。

2024年3月19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图/新华社）

至于我个人，首读、二读、三读都参与了，但没有参与法案委员会的审议，因为法案委员会只由15个议员组成。不过这15个议员分别代表不同政团、社团，他们也需要跟自己的党友交流意见，因此即使法案委员会与我无关，我也会密切留意，随时待命，与代表的议员一直保持联系。

不少评论谈到这次23条立法通过的速度，其实看怎么个比法。如果是从1997年回归算起，折腾到今天20多年，这23条可谓最漫长的一个立法了。如果说的是公众咨询一个月、三读耗时一个礼拜左右，似乎是很快，但其中有两点值得一提。

一是，其实在1997年之前，也有很快立法的，甚至一夜之间立好。比如，当时港英政府为采取措施镇压香港市民一些反英抗暴的斗争，迅速立法。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今天23条立法速度这么快，也是为了尽快补上国家安全的漏洞。尤其是现在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博弈日趋白热化，如果没有23条立法，外部的势力就香港的安全问题进行干扰或搅混水时，我们就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去阻遏或制裁。

举个简单的例子，23条立法没通过前，香港本地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都可以直接跟外国的政治组织建立联系，进而做出一些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出事后，我们也没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对其进行有效的惩戒。现在这就不是问题了。

观察者网：您刚刚的回答提到了好几个点，咱一点点分析。说到法案委员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3条立法通过之后的演讲中提到，“……更多次出现单一条文长时间审议的情况，包括用超过一小时二十分钟审议一条条文，而用超过半小时审议单一条文的亦比比皆是”，“法案委员会连同早前内委会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事宜成立的小组委员会，一共举行了25次会议，用了近50小时详细审议每一条文，提出超过1 000条问题和意见，产生了91个修正案”。据您了解，审议时哪条条文争议最大？逾1000条问题和意见，主要侧重哪些方面？

邓飞：提到立法会的草案，条文有180多条，法案委员会精心审议，修订了其中的91条，这就等于草案一半都被修订了。要说哪条争议最大，真的不好说；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审议修订使得条文里的字眼更加清晰明确，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问题也更有针对性，同时也会很大程度上消除一些市民或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原先的忧虑。

举个例子，一些带有辅导性质的行业，如要听教徒做告解的宗教神职人员，或帮人做心理疏导的社工、心理医生等，在法律草案刚出来的时候，这些专业人员可能会有疑虑：“如果发现过来求助的人涉嫌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时，要不要举报他？如果举报，算不算违背职业操守？”现在法律基本对此界定得比较清楚了：如果他的行为威胁到国家安全，那就要举报。这其实跟发现求助者涉嫌命案，自己要报案一个道理。现在有了明确的立法，大家就能更安心地工作了。

港媒报道截图

观察者网：我看到还有些观点担忧一些条文定义模糊。比如，有人认为，香港仍承载着联通中国内地与海外市场的角色，而考虑到资本运作的盘根错节，“勾结境外势力”这条会让他们做事时束手束脚——可能哪天联系工作进行到一半，被他人举报该组织背后的金主有反华背景，自己就突然背上“勾结境外势力”的罪名。这种忧虑怎么消解？

邓飞：如果你和他们是正常的文化教育、商业经济往来，那完全谈不上所谓“勾结境外势力”；如果你的行为涉嫌破坏国家安全，那当然不行了。比如，你和一个海外公司就经贸合作进行谈判，聊完正经八百的事，对方突然问你能否帮拿到一些红头文件或特区政府的保密文件，你肯定不能答应。

这些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法律问题，单凭我们的常识都可以区分得了。所以我觉得外媒很多时候把这些问题夸大了。

观察者网：说到经贸合作，近几年有些关于香港营商环境的报告显示，政治因素已成为众多企业投资香港的前三顾虑之一。也有不少港人担忧，23条立法会导致香港的金融吸引力减少。您认为这一情况会出现吗？

邓飞：我觉得外资来不来香港，主要还是取决于有没有赚钱的机会：它之所以不来，可能是认为那行业在香港没什么赚头；反过来说，要是有钱赚，他们不可能不来的。换言之，资本的流动主要还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香港自身的经济环境和内地的发展状况，不要都推到23条立法上去。

而且，实际上，这两年来在港的外资是增加了的，而不是减少了。现在主要是美国官方在呼吁外资撤退，而美资确实有部分撤退了，但也有新的进来；而从日本流入的资金，实际上比疫情前还增加了一点。

我询问过很多外资企业代表，他们都很明确地跟我说过，他们根本没把23条立法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我们来或不来，基本上只取决于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状况怎么样、在香港还能不能赚到钱。”我发觉我问多了的话，有些外商都有点厌烦了，还反问“你们为什么老觉得我们会因23条立法就不来了？”所以，实际情况根本不是一些人担忧的那样。

·“爱国者治港”

观察者网：自2021年政治制度改革以来，“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实至今已有两年多。就立法会来看，相比以往，表现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邓飞：因为“爱国者治港”，所以现在立法会议员都是爱国者，这点变化我就不赘述了。我要强调一点不同和一点相同之处。

相较来看，最大的不同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前，立法会上的很多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拉布”横行，许多议题议而不决，这些行为的背后是意识形态之争，说难听点，一些议员就是想借助在香港捣蛋来倒整个中国的台；而现在，因为大家都是爱国者，所以不存在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争斗。

而相同之处，就是争议仍很激烈，只不过现在更多是聚焦具体的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

比如这几天有一个涉及公共屋邨的议程，现在租户可以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向政府买下自己正租住的公共单位，由租户变成私人业主。有议员提议优化这一规则，防止有人囤积公屋，从中套利。有议员就此提了相对激进的建议，说可以进行买卖，只不过卖的话只能卖给政府，不能放到市场上流通，这样就可以确保公屋的售价不会有太大的涨幅。围绕这一提议，立法会上从讨论到最后表决都非常激烈，最后这提议被否决了。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很多政策议题涉及不同阶层的矛盾或不同利益格局，因此大家经常积极辩论，争议的激烈程度跟完善选举制度之前的表现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我们现在争议的都是一些实际的工作，更有价值和意义。

邓飞在立法会上就向“一带一路”奖学金注资议题发言

观察者网：治理问题，又可细分为决策、执行等。和一些关注、研究香港问题的朋友聊时，不少人提到，在社会治理方面，受港英政府推行的科层制影响，很多港人善于执行、不擅长决策。您如何看待这观点？

邓飞：你说的这意见，我也听到过，不过我感觉这看法有点似是而非。说香港决策做得不行，但执行一流，这两方面我都不完全认同。香港执行得很好？可能是大家不怎么知悉它执行得不好的地方。

至于决策，香港不同于内地：内地有举国体制的优势，要办成某件事，可以集中所有力量把这事搞起来，在决策和执行上都可以确保高效；而香港，很少会来一个翻天覆地、由零开始做一件事，更多是渐进式决策，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些调整，慢慢地开拓出一个新局面，执行也相对比较容易配合。

但是现在，无论是地缘政治格局还是科技创新，都已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这就由不得香港慢慢来了。比如，要想引入创新科技，让香港的经济有新的增长点，这就不能继续采用过去的做法，只是简单地设计一些政策，让高科技公司自己决定来不来——你来我欢迎，你不来，我也不主动邀请。这是不行的，现在必须要主动出手，除了政策配套、资金扶持，官员等等也要主动积极地拉投资、拉企业来港。这一块，你说是决策还是执行？其实分不清的。

我个人认为，目前这块对于特区政府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在过往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香港政府的官员都信守着“积极不干预”的大原则，都不太习惯主动出击。现在他们慢慢习惯起来了，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设立部门的KPI，都在陆续做起来，可谓方兴未艾。

游客在香港尖沙咀游览（图/新华社）

观察者网：明白，要给他们一个锻炼的过程。我看您在朋友圈提到，“完整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又为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专业而全面的教学内容”。您在两年多前的一次采访中也有提到过，说香港的爱国主义教育还处于一个相对朦胧的状态，如今23条立法完成，在未来推进相关教育时，从内容到方法，您有什么建议？

邓飞：实际上在23条立法前，我们就已经在制定、出台相关的课程纲要和教材；如今23条立法通过，我们要对相关内容进一步更新，让它们追得上这个时代。

国家安全教育分两大块，其中一块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块很重要，我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教育重点，并不仅仅在于20个领域的国家安全。传统的安全问题大家耳熟能详，比如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大家不用太多解释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而现在科技创新一日千里，经济发展又多元复杂，出现了很多非传统的安全问题，我认为要有意加强青少年在这方面的认知。

有了问题，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国家安全面临风险，就必须要有解决这些安全风险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解决手段自然是法律了。目前来说，香港主要有两部法律，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国安法，二是香港本地的23条立法。这两部法律就如何堵塞国家安全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漏洞，制定了一个明确的框架。后续我们要做的，就是针对小学、初高中、大学等不同的学习程度，制定深浅程度不同的课纲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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