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笔600亿欧元防疫基金去向所引发的争议，德国政府于11月20日陷入意想不到的财政危机，联邦政府财政部冻结了未来几乎全部的财政支出计划。外媒形容德国政府的混乱展现得“淋漓尽致”。
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预测，今年德国或将成为欧盟主要经济体当中唯一出现衰退的国家。在各种内外挑战下，这一轮财政危机将如何冲击德国国内的政治稳定？中德经贸关系是否又会受到影响？
1月25日，同济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3）》。期间，蓝皮书主编、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就以上问题接受了观察者网的专访。
【采访/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近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围绕600亿欧元防疫基金用途的一纸裁决，导致德国政府冻结全部新财政支出计划，引发了不小的关注。您如何评价这次事件对德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郑春荣：我觉得这算是很严重的一次事件。新冠疫情基金是之前就设立好的，可以授权做紧急的贷款。现在疫情过去后，德国的三党联合政府就在动脑筋，想把其中剩下的授权贷款投入到气候转型的基金中，主要投资绿色转型相关的领域，比如大楼改造、绿色投资补贴等等。德国政府本来已经做了相应的预算，一些投资已经启动。还有一部分没有启动，但也做了规划。
现在突然间，这600亿欧元的转移资金被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违宪，导致德国联合政府的预算一下子出现了600亿的资金缺口。而三党联合政府对于如何填补缺口产生了矛盾。
从德国绿党的角度来说，他们肯定不愿意削减用于绿色转型投资的资金。而德国自民党是管钱袋子的，党首担任财政部长，不可能允许轻易突破预算规定，举债还钱。何况，德国《基本法》里还有“债务刹车”的条款，会限制超过一定比例的举新债。现在有人动起了修宪的脑筋，研究修改德国《基本法》里面“债务刹车”的条款，但这需要议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不仅仅需要联合执政的三党接受，还需要反对党支持。从目前的形势看，联盟党不会同意，除非后续局势出现变化。大家在讨论当中都觉得没办法了，加上舆论的导向，不排除有政党会做出一定的政策让步。
于是我们看到，联合政府的三个政党以及一些政府部委的人都在跳脚，他们内部的分歧与矛盾充分暴露出来。
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与绿党就如何填补预算缺口存在分歧，图为财政部长林德纳（左，自民党党魁）与副总理、经济部长哈贝克（右，绿党党主席）
这600亿欧元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德国的经济形势并不乐观，今年会陷入衰退。预计明年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点几的增长。外部危机还在延宕，能源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所以这600亿欧元的缺口还真可能填不上。到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砍掉部分重要项目，但绿党肯定又不乐意。
而德国自民党在最近的几次州议会选举，包括在联邦层面的民调上，得票率并不乐观。他们也不愿意让步。因此，现在德国媒体报道这条新闻时，都在猜测会不会导致三党联合政府的提前解体。自民党的基层代表认为，既然支持率都这么低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参加联合政府？当然，自民党高层也许会有所顾忌，他们担心，如果现在就退出执政联盟，那么政府提前解体的责任都要落在自民党的头上，这将影响后续的选情，甚至可能导致自民党在后续大选中连联邦议院都进不了。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不好、三党内部本身就存在许多矛盾的背景下，这个事件会对德国联合政府的未来执政构成压力测试。
观察者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基于名义GDP的统计，德国今年的经济总量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许多德国人对经济形势的感受并不乐观。能否谈谈德国经济前景惨淡的深层次原因？
郑春荣：德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有多方面因素。首先是俄乌冲突带来的整体冲击，导致德国的能源价格、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俄乌冲突也改变了德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并没有出现疫情结束后大家期望的快速经济复苏，很多的国际供应链也没有完全恢复。全球经济的恢复情况并不乐观，这对德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国家来说非常不利。
此外德国还受到了一定的外部影响，比如美国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或者《芯片法案》等等，都是为了吸引其他国家的投资。这其实令欧洲国家很头疼，因为欧洲的一些制造业企业会被吸引到美国投资，这对德国和欧洲的经济也是雪上加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经济学人》的文章会把德国说成“‘欧洲病夫’又回来了”？
第一次说德国是“欧洲病夫”的时候，背景是德国经济结构转型严重落后。其实到现在，我觉得德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还是有滞后，尤其是在绿色产业、数字领域这些方面。虽然德国这几年都在推动，但是力度不够，可能德国企业有一种传统的发展惯性。他觉得自己有优势产业，就没有革新的动力。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在德国联合政府的“对华战略”提出要“去风险”后，德国政府与企业界的博弈？经济层面的务实考量会压倒政治逻辑吗？
郑春荣：这个“去风险”要看怎么理解。可以说，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去衡量收益与风险，这是做决策前必不可少的一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他觉得去中国投资前已经衡量过收益与风险了。他因为能够赚钱才到中国来，他看好中国市场，已经“去风险”了。
但在政界的人眼中逻辑就不一样了。他认为你可能只看到了短期利益，没有看到长期风险。他们当然承认中德与中欧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但他们担心，万一关系出现什么变数，可能会暴露欧洲对中国过度依赖的问题。
2023年11月，德国联邦议院中，社民党（红）、绿党（绿）与自民党（黄）的支持率分布情况 截图：Politico.eu
所以政治的逻辑，经济界的逻辑，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现在第一轮博弈的结果是，至少德国政界没有能够按照其设想去执行“去风险。因为德国是一个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意味着政府只能够为市场行为确定框架，不能过多地干预到企业的实际投资行为中。
比如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曾经提出要审查德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但是后来政府出台的《中国战略》文件里面并没有这一条。经济部规划的草案里面本来要进行限制，比如要求哪些领域不允许对外投资，要接受各种审查。但是德国企业界和经济界表示强烈反对，最后德国经济部妥协了。最终的文件里面并没有规定政府要直接审查企业的对外投资，而是说这个责任先交给企业，企业要尽到义务。万一搞不定了，将来再不排除政府介入。
因此这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政治的逻辑不一定能在任何场合得到贯彻。应该说，德国的经济界对政界还是有一定影响力，后者需要听取经济界的意见，照顾对方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政府未来是否有能力去进一步加强干预，我觉得也不见得。毕竟德国作为一个社会市场经济体，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根深蒂固的。
其实之前的默克尔政府也曾出台过一份产业战略，原名叫《国家产业战略2030》。但最终的版本改成了《产业战略2030》，去掉了“国家”这个词。因为他们想淡化国家干预的色彩，以减少在德国国内的阻力。
观察者网：法国马克龙总统今年4月访华期间提出了欧洲要“战略自主”。但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广泛认为欧盟距离实现战略自主越来越遥远。在这个问题上，您认为德国朔尔茨政府的立场是什么？
郑春荣：其实最早的“战略自主”追求起步于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的建立本身就是基于战略自主的考量，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词。2017年默克尔访问美国，与时任总统特朗普会面。默克尔回国之后就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我们能够依靠美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战略自主这个提法是出自默克尔。它当然是针对美国，也就是德国、欧洲认为美国不再可靠了，必须靠自己。
但接下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欧洲作为这场竞争的“中间地带”要寻求突围，不希望被中美博弈所“挤压”，所以它就开始提升对战略自主的重视。
不过在欧盟内部，对这个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法国比较强调战略自主。在默克尔时代，德国也愿意提战略自主。但随着朔尔茨政府上台，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在欧洲战略自主的问题上立场其实是倒退的。现在只有法国在提，因为马克龙把欧洲的战略自主当做他执政的标签。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大的雄心，德国如今在安全和能源上越来越依赖美国。它甚至觉得，如果过多地去强调战略自主，可能会让美国方面不开心。
相比英国完全同美国抱团、法国始终强调欧洲独立性，德国处在一种中间的位置，希望平衡欧洲同美国的关系，它也没有底气去强调战略自主。而我们看中东欧的国家，其实它们根本不怎么提欧洲的战略自主，就是觉得要依靠美国。所以，德国也要平衡欧洲内部的不同声音。
目前德国政府的立场是，要提升自己在北约中的贡献与力量，作为北约的欧洲支柱。这可以理解是配合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成，北约内的欧洲支柱在德国推动下得到增强嘞，这部分力量也可以被抽出北约框架来单独行动。所以，可以理解为欧洲的独立行动能力随着北约欧洲支柱的加固而有所增强。
观察者网：关于是否应继续援助乌克兰，目前欧美战略学界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声音。明年又是美国大选季，您认为德国国内的民意是否可能会发酵到要求政府改变当前援乌立场的程度？
郑春荣：德国民众已经对俄乌冲突表现出十分厌倦的情绪，他们都认为不能够无休止地援助乌克兰。事实上迄今的“援乌制俄”，也没有解决问题，还带来了大量难民，引发了能源危机等许多国内问题。德国民众是这样想的，但是精英从政治正确的角度，不能这么说。双方的观点其实落差蛮大的。
我认为到了某个时间点，德国的援乌政策会有一定调整。他们最终要回归到对德国、欧洲自身利益的考量上。这毕竟是发生在欧洲家门口的冲突，继续延宕下去，对德国、欧洲的安全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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