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敏】
近来与课间活动10分钟相关的话题成为各大媒体的报道热点。有舆情反映，课间10分钟，学生只能因上厕所走出教室，其他时间被要求尽量在座位上不动，禁止在教室内追逐吵闹或在楼道奔跑喧哗。
与此类似的还有变味的“大课间”。所谓大课间，是课间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休息时间段，一般有30分钟。在这个时间段内，学生理应在操场上做操、跑操、自由玩耍，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把学生大课间的“室外操”改为“室内操”或是“走廊操”。课间操做完大概需要20分钟，剩下的10分钟就是学生上厕所、喝水的时间。
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指出，坚决纠正以“确保学生安全”为由而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课间休息和活动的做法。然而，实际上，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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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安排为何走样？
关于为什么会消失，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学校管理的问题，学校以安全为由限制学生活动，老师们就能得“片刻空闲”，就能减少家校矛盾；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少数家长“上纲上线”行为倒逼学校“自保”的结果，他们进而会谴责这是“因少数人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利益”，同时也有部分家长认为学校在这个过程中“顺势而为”而存在“不作为”“不敢当”的嫌疑。
课间10分钟为何会消失？大课间为何会走样？笔者试图结合自己过往的相关调研分析一二。
首先，部分学校受生均课外活动面积的限制，确实无法让全体在校生在大课间做操。
比如有的学校短期内大量扩招，但学校室外运动场地受学校区位、政策控制、资金不足等原因在短期内无法扩充。这情况在一些老牌的城市公办学校较为普遍。
城市老牌公立学校，其周边往往是成熟的居民区，除非碰到旧城改造等机会，否则其在原址几乎没有扩展的物理空间。但最近10多年因人口流动和人口增长加速，这些公立学校因政策安排接受随迁子女或者因学区调整突然增加对口升学学生，导致短期内生均课外活动面积缩减。学校只能改变传统的大课间活动方式，改编一些适合在教室内完成的“半身操”，或者不同年级不同班级轮流到室外参与大课间操。
其次，部分超大规模学校会因考虑室外大课间组织的时间成本，而主动放弃传统大课间活动形式。
一些超级规模的公办或民办学校，往往是2000年后新建的占地面积不小的新校区，一般情况下学校是有足够的场地让学生在室外做操。但是，在这类学校，大课间也会走样。为什么？我们曾经在若干所在校生超过5000人的学校调研，了解到这些学校主要考虑的是组织的时间成本。
“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组织大课间，学生太多了，仅仅组织他们站到指定的位置都需要10分钟，然后解散至少也要5分钟，这中间做操还有学生上厕所的时间就15分钟。这不现实，肯定会影响第三节课！”于是，学校主动调整方案，或者改为跑操，时间可以控制在15分钟内，再不行就改为分年级间接性跑操或者课间操，比如周一周三初一和高一、周二周四初二和高二、周五初三和高三；其他不参与的年级则在室内或走廊活动。
资料图来源：新华网
再者，来自上级的“安全考核压力”与来自家长的“闹事能力”两者共同塑造了绝大多数学校以安全为由限制学生课间活动的行为逻辑。这在义务教育阶段较为普遍，尤其是低段的小学生。
众所周知，刚上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规则意识和安全意识都非常薄弱。一位校长这样形容中小学生：“他们是一群只有动力没有刹车的孩子，我们的学校就是要慢慢地让他们懂得人生刹车。”在这种情况下，校方特别担心“没有刹车系统”的学生在学校发生或大或小的安全问题。比如担心：大课间的踩踏事件；课间疯狂追赶碰撞擦伤；当下两小无猜的互动突然升级为“拳打脚踢”；各种哭哭啼啼的“小报告”需要老师来处理；等等。
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类安全事件发生，学校要求班主任从保护学生的角度，在室内组织学生，甚至鼓励班主任在教室内安装监控，以保证发生任何事情都能“说得清楚”。向谁说得清楚？一般指向两大主体：一是对在校生家长能够说得清楚；二是对分管安全的上级领导能够说清楚。
经验丰富的老师，一般能够区分课间孩子受伤是同学之间的恶意或蓄意行为还是无意的意外后果。但在现实中总是会碰到“过度保护小孩”或“过分溺爱小孩”的家长，这类家长往往视自己小孩为“完美宝宝”，容不得小孩在校受到一丁点伤害或半点委屈；或者从一开始就对学校或者班主任抱有偏见，认为自己的小孩在学校得不到公正的待遇。这些家长听到自家小孩回家抱怨就百分百相信。这些“细微琐碎、处在正常限度的生生矛盾”就可能让家长直接来学校找相关老师和领导“理论”“讨说法”。当学校老师碰到这种情况时，学校单方面地还原全部事实，很难让家长信服，一些偏执的家长甚至会认为学校在袒护另一方，这时候学校只能把监控调出来给家长看。
如果这样能够在校内解决，涉事双方的家长最终达成调解，这算是“比较幸运的”。事实上，让学校最担心的是，少数家长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投诉老师和学校，或者在自媒体上单方面呈现他认为的“事实”，试图借助外部力量向学校和老师施压。
如果是通过投诉的方式呈现这类矛盾，这类安全小事件就直接溢出校园。一般情况下，涉校类的投诉最终还是分单到教育主管部门，县教育局便会以此转发至学校，让相关负责人按照投诉-反馈的程序进行回复。最后类似的学校投诉又会纳入校园安全考核和年终考核。
一位经常处理类似矛盾的德育处主任表示：“更为关键的是，这类投书以政府公单的方式，将矛盾直达超越县域行政级别的‘市长’面前，带有极强的行政色彩，其要求反馈的时间、形式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或模板，且纳入基层单位的年度考核。如12345市长热线派下来的单子，一般要求学校在48小时内必须处理和回复，碰到这样的投诉，要得这么急，我课都没法上了！”
更让学校老师“寒心”的是，一旦行政力量介入类似的家校矛盾后，学校不论有理没理，为了安抚家长情绪，或者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引发舆论事件，行政管理部门先打“学校五十大板”。尤其是一些小概率极端的“自伤型安全事故”的处置方式，在学校和老师明显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仍会采用“校园安全一票否决”的考核方式给所有学校“扎紧紧箍咒”。
典型的如因心理问题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对于痛失子女的家长来说，尽管问题的关键很可能是因家长与子女沟通、教育、引导等方面的严重不足而引起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家长首先是把责任全部推到学校和相关老师身上，进而出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校闹。
而为了尽可能地降低这类家校冲突对学校声誉、教学秩序以及社会面的影响，地方政府和教育局一般会以满足家长意愿为主，尽管部分要求并不合理。同时为了引以为戒，在教育系统内部以结果为导向，对事故所在学校进行严苛的行政问责追责、甚至要求教师个体进行赔偿。校园安全极端事件的处理方式，最终倒逼学校采取“消灭所有安全隐患”的预防思路。
于是，越来越多的学校正如评论区提到那样，确实是因为害怕家长“上纲上线的闹事”而被动取消课间10分钟或者大课间。在调研中，学校老师一般都相信大多数家长是明事理的，一些学校或班主任处理这类的事情多了，他们也就疲倦了：“这样的事情处理怕了，我们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了！”尽管所有的教育者都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他们打心底也不愿意把孩子们关在教室里，“但是没办法，现在的家长太难伺候了！家长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老师！”
如何解决？
这些原因的背后，折射出当代教育生态的深刻变迁与体制机制调整滞后的深层矛盾。
有些矛盾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只能随着人口变动而初步缓解。比如，老牌公立学校空间扩展问题。
根据最近5年新生人口增长速度可知，2016年、2017年达到最高峰后，新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且绝大多数中西部县城农民进城的高潮也因疫情而中断。在这种情况下，县域中小学校在未来5年都将迎来“新生入学低谷期”。而中小学校在编在岗的教师不太可能因“生源数量下降”而解聘，为了保证在编在岗老师达到基本课时量，缩小班级人口规模，保证基本行政班数量。
如此，这类生均活动面积受限的问题便随着新生人口减少和农民城镇化放缓而得到缓解。配合学校家长的呼吁和监督，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积极介入，不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学校应该会逐步恢复学生的“课间自由”。
如果说受活动场地限制的问题可以通过未来可预期的“时间”来解决的，那么以“组织成本”为由限制学生课间自由活动的学校，则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调整相关政策，用“政策调控”来解决。
比如超大规模学校，看似考虑“组织成本”，其背后深层动因是尽量减少这些可有可无的课间活动对学生学习时间的挤压，“绩优主义”在部分民办学校更为普遍。因而，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招生指标调整逐步限制其庞大的在校生人数，或者责令学校拿出具体方案来降低“组织成本”以保证每个在校生每天都有“室外大课间”的活动时间。
比如，有条件的学校是否可以通过时间调整，将部分年级的大课间放在第二节课后，剩下年级则放在第三节课后。或者将大课间活动的方式多样化，部分年级以做操为主，部门年级以跑操为主，各个年级在周内轮流。甚至可以考虑延长本校大课间的活动时间，30分钟改为40分钟。
可见，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不少，只是现在有些学校从成绩、安全、省事等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乏“懒教”的思想在作祟。
最后由“考核压力”和“家长闹事”形塑的学校自保逻辑则亟需相关部门及时调整治理思路和方案，在事后处理中如何平衡学校积极性和家长的需求进行更加积极有为的探索。
比如关于校园安全考核制度的调整，对校园安全事件、校园安全投诉进行分类考核，当前多地实施“校园安全一票否决”的考核方式确实给校长们带来极大压力。而家校之间的信任关系的变迁则隐含着家庭教育竞争、家庭少子化、自媒体兴起、家庭教育理念等变量的交织影响。因而重建家校信任关系，需要政府在教育布局、网络监管、家长学校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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