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月1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2023年12月31日刊发题为《“前所未有”的迷思》的文章，作者是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全文摘编如下：

危机接连不断发生

我从事预测工作已有50多年。其间，不断听到有人说，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之中。

我的水晶球被所谓前所未有的事态发展打破了太多次，我都数不清了。20世纪70年代是异常动荡的十年：紧接着1973年石油危机的是“大通胀”和滞胀期，为二战后时代第一个似乎前所未有的阶段奠定了基础。随后，20世纪80年代的通货紧缩就像倒放20世纪70年代的“恐怖片”，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以亚洲金融危机收场，迎来所谓的第一次全球化危机。

今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事件，就会发现它们只不过是即将发生的大地震前的微震。信息技术革命与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暗示了资产泡沫的大量存在，这些泡沫影响了全球房地产市场和许多金融工具，其中包括次级抵押贷款、更广泛的信贷流动和股票。随后跨境和跨工具的（金融）传染加剧了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于当时已经遭受危机重创的世界来说，这是又一次非同寻常的动荡。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全球形势不会变得更糟时，百年一遇的大流行和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颠覆了常规思维，还有保护主义浪潮、贸易战和技术战，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潜在的超级大国碰撞。再加上东欧和中东地区爆发战争，前所未有的局面变成新常态。关于“长久危机”和“多重危机”的论著如今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预测未来的三个经验

我牢记马克·吐温关于历史往往会押韵的观点，基于我理解不确定未来的经历，提出三点关键的经验教训。

首先，学会预料到意外。人类天生就会自我回归，总是认为最近的过去能最有效地预测未来。决策者尤其容易采取这种短视做法：修复导致上次危机的系统缺陷，但从未考虑过下次危机的诱因。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经济体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此举可以帮助防止下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却无助于阻止真正发生的危机，因为那次危机是股市泡沫迸裂引发的。

其次，从一个所谓前所未有的时代到另一个这样的时代存在明确的持续性。一场危机往往会引发下一场危机。在了不起的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美联储采取了强硬措施来遏制大通胀（其他央行也是如此）。尽管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后来的决策者将利率定得太低，以至于无法维持金融稳定。

同样，随着全球资本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陷入瘫痪，各国央行发现接近于零的政策利率是灵丹妙药。这反过来为接下来产生大量资产泡沫——不仅是股票，还有债券和信贷——埋下伏笔，泡沫在十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

第三，危机及其催生的“非同寻常的”事态发展现在是规律，而不是例外。近几十年来，平均每三四年就会发生一次灾难。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之后，是1987年的股市崩溃和1986年至1995年的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日本（1990年）、墨西哥（1995年）和亚洲（1997年）的内爆；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濒临崩溃（1998年）；互联网泡沫迸裂（2000年）；安然公司会计丑闻（2001年）；次贷灾难（2007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2010年）；因为担心美联储政策正常化而引发的“缩减恐慌”（2013年）；中国股市动荡（2015年）；美中贸易战（2018年）；新冠疫情（2020年）和去全球化（2023年）。

加强对韧性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者面临着似乎不可能完成的预测未来的任务。当然，公共政策制定者面临同样严峻的挑战：虽然另一场危机即将到来——可能来得偏早而不是偏晚，但让前瞻性政策与高度不确定的未来隐患相一致，其功能相当于在大头针上平衡重物。

不过，这很难成为政策错误的自私借口，也不能将资产市场定价错误和经济混乱描述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情况造成的不可避免的事故。我已经对政策制定者、企业决策者和投资者失去了耐心，因为他们集体高举双手说：“不是我的错。”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逃避。冲击永远在，我们的任务不是预测下一次冲击，而是加强我们对韧性的关注。坚持政治授权的政策路线，同时尽量减少不可避免的混乱，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不能以此为借口，被受害于前所未有的情况的迷思所蛊惑。（编译/葛雪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