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及大学教育？无论是大学校门开放之争，还是大学“高中化”之疑，抑或文理科专业之问，再次将这些最基础的问题放到舆论旋涡。
就在差不多时间，某大学一纸加强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在互联网掀起不少争议，也为高等教育、研究生培养等问题扔下一枚重磅弹。在此摘录其中部分条例：
·不断提高直博生、硕博连读生比例，控制非全日制招生规模，加强导师遴选上岗动态管理。 ·各培养单位的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首次通过率不得高于90%，其中，优秀率不得高于20%。 ·其他强化过程管理的措施。 ·开题报告与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少于18个月。 ·学生毕业需经5位外审专家盲审，其中有2位专家打分在“合格”或以下即延期半年毕业。 ·其他强化出口管理的措施。 ·以上新出台的管理措施对未进行的培养阶段立即生效。
经过数天发酵，这份通知引发了以教育圈为主的舆论关注，激起不少博士生的网络“吐槽”热情。
很显然，上述新政对尚未毕业的学生不太友好。例如，博士生只上一学期的课程，其他时间要么跟着老师做实验，要么在实验室自学相关内容。博士生学科综合考试的存在本来就合理性不足，现在要通过这样一个考试，考察不同知识背景的博士生，至少还要拦截其中的10%，招致反对丝毫不令人意外。
而且，某大学的博士生学制为3年，一般在预计毕业时间前12个月完成开题答辩汇报；现将开题与论文答辩时间间隔改到18个月，必然意味着相当数量的学生将因此延毕6个月。
专家盲审原本在概率上并无问题，盖因盲审的优秀率通常规定在10%~20%,及格率原则上是10%，遇上严格的盲审专家可能会高于这个数字，没有不及格率的要求。有的盲审专家也会向管理部门反映，表示自己抽到的文章质量均较高，无法给出及格评价，而管理部门通常也会尊重专家意见。
但问题是，专家盲审对冷门研究并不友好，对于熟悉的研究哪怕文本条理混乱、晦涩难懂，专家也能很快看懂，并因此产生研究内容明确、重点突出的错觉。而针对不熟悉的研究则很难读懂，对其研究价值和工作量等产生误解，进而影响打分。
近年来，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教育机关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但诸多措施都将重心放在通过严格过关以调动学生和学校的积极性，造成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负面影响，被学生认为“只会苦苦相逼弱势群体”，最终也并未明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博士生为何感到委屈
实事求是地讲，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群体中确实存在学习积极性不足的情况，用他们自己的“黑话”来说：“不逼自己一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然而，现实中，培养质量并不是只要不断提高毕业要求“逼”学生一把就能实现的，就像给死刑犯免除一死，并不能让他们踢赢世界杯一样。我们不能唯意志论的无限拔高人的潜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生们确实有委屈的理由。
在过去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研究生的培养力度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1983年5月27日，新中国第一批自主培养的博士正式毕业。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首批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除一名工学博士冯玉琳在美国访问之外，其余17位博士和导师一起得到时任国家领导接见并合影留念。
新中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博士
他们的导师基本都是院士，例如10001号博士学位证书获得者马中骐的导师是1955年就当选院士的胡宁教授；年龄均在30岁以上，其中年龄最大的黄朝商是44岁，本身科研积累就非常丰厚；最后，基本都由多位院士进行学术把关，其平均水平之高可谓空前绝后。
当时，社会的礼赞和关注不输古代的进士及第。《人民日报》不惜篇幅，一一介绍了这18位博士生的导师、专业和基本情况，很多地方媒体还对本地大学毕业的博士生进行专访。
根据《北京日报》的采访，当时有国家领导人有提出疑问：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笃定地回答道：“可以达到国际水平”。
就事后来看，谷超豪院士的话还是保守了，至少这样的师资水平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哪怕在1990年代的重点大学里，一个学习出挑的本科生得到院士的关怀，在最后一学年获得每两周与院士当面交流两小时的机会，也是比较正常的。
同样的惯常举措还包括，如这类学生会被院士委托给一位甚至两位教学经验较为丰富的老师进行硕士阶段的培养；在硕士阶段表现突出的，在博士阶段成为院士的弟子也不是梦。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研究生可以成为院士的弟子，拥有很多当面向院士请教的机会。龙芯总裁胡伟武就是这样回忆中国计算机先行者夏培肃院士对自己的培养：“我的博士论文，夏先生她花了8个月，改了26稿”，“是夏先生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如何做学问”。
夏培肃和研究生胡伟武讨论问题
不过，从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彻底改变了多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培养格局。1998年招收博士生1.47万人，2004年这一数字达到5.33万人，2009年更高达6.19万人。博士生的扩招人数又远不及硕士生，目前在相当多的课题组已经是一个教授面对两位数的学生了。
除了师生比发生深刻改变，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教师角色多元化、青年教师选拔机制改变以及教师社会责任增加，这对研究生的培养也产生了剧烈冲击，甚至造成师生之间、生校之间的日益对立。不少学生认为导师既想维持过去的“学徒模式”，又不愿像上世纪90年代的老师那样指导自己。这成了矛盾对立的主要原因。
但客观来说，目前对于大部分师生而言，很难做到每个硕士生每两周获得导师2小时左右的单独指导，也很难保证每个博士生每周获得导师2小时左右的单独指导。即使通过行政命令来达到这一教学指标，这种指导也很难称得上有效指导。
因为在现行的培养模式以及青年教师选拔机制下，博士生想要尽快成为拥有编制的教职，势必要选择前置研究较多、课题组积累丰富的课题。一旦拿到编制后，又想要冲击“千人”、“长江”甚至院士等学术头衔，前面的研究就显得过于常规了。为了有效开辟新方向，通常是一个学生一个方向，然后导师本人又是另一个方向。
此时，导师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方向都没有过深了解，大多是靠过去研究的一般经验进行指导。雪上加霜的是，如果导师从博士生毕业到副教授，没有经过师资博士后的阶段，而是完全科研型的讲师，那么导师实际上不会有多少和学生面对面深入交流的机会，甚至社会经验也显得局促，这种情况对带好学生更是一大挑战。
除了不够充沛的指导资源，居住条件和实验室资源的紧张也对新晋研究生不太友好。
去年12月，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余所国内高校在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不再给部分研究生提供宿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其中，不给非全日制安排宿舍尚且能够理解，部分学校不给占硕士生大多数的专业学位硕士安排宿舍，势必影响报考数量，但也说明学校住宿实在安排不下。
早在2001年2月12日，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学生公寓建设标准问题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四二一’目标（本科生4人1间，硕士生2人1间，博士生1人1间）”。
大学生公寓的计划很美好
然而，这个意见至今仍无法全部落实。对于某些新办的普通高校或办学地点分散在全国的高校，“四二一”目标已经实现。但对于老牌的一流高校，有些因靠近市中心，建设用地不仅少，还得用于更为急迫的其他需求（新建实验室等），“四二一”目标仍遥不可及。
很多重点双一流高校，仍普遍存在博士住宿四人间的现象，至于生均建筑面积24㎡更是不敢想象。在可预见的短期内，研究生尤其是毕业要求相对较高的那批研究生，生均住宿资源不会得到显著改善。
如果有人说研究生是来学习的，对宿舍条件不应有过多要求的话，那么实验室资源也比过去紧张就说不过去了。但实际上，实验室资源与住宿资源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相当重视高等教育发展，拨下了数以万亿计的实验仪器采购经费。伴随着新设备不断采购，新的实验室不断扩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旧有实验室的改造不被重视。很多实验室已经不能满足研究需要，但想要改造却面临流程和人事上的掣肘，导致明明生均实验室面积和造价一直超过在读学生的增长速度，但真正可用的实验室却越来越紧张。
既有实验室的评估也较为滞后，随着生均真正使用的实验室面积的下降，不仅对在读研究生的安全和健康带来隐患，也已影响到科研工作的开展。
近年来，隔段时间就会出现类似于《食用菌栽培圣手 这个图拿去大学实验室起码可以气死五个博士生》的新闻出现在热搜，大意是说：某些在天然环境下存在的实验菌，在一些大学实验室很难被培育出来，却被一些普通人偶然在密闭容器中培养成优势菌（数量占多数的菌种）。
“气死博士生”的新闻，多数是实验条件所限
这类新闻，大众常常是当作笑料来看，但只要稍作深入思考，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蹊跷之处。
已知研究生的实验技巧和经验无疑强于普通人，又已知实验室的理论培养条件远优于家里的玻璃罐，在无数种可能中，这里尝试抽取两种进行讨论：
1，存在风水等玄学因素，天然状态的菌种在某些特定区域就是长得好！ 2，某些高校实验室实验仪器设置过密、实验频率过高并且没有严格洗消、危险品管理没有发挥作用、一些仪器已经老化失效等问题，造成实验室不达标运行。
针对后者，具体而言就是可能存在环境中杂菌数量超标、背景中高毒性化合物超标、甚至环境放射性超标，杀死或抑制了培养菌生长。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近年来高校实验室频繁发生足以登上新闻热搜的安全事件，有的甚至被怀疑是核辐射试验致癌。
用意外来解释也很难说服人。中国是发酵食品大国，酱油、醋、白酒、黄酒、大酱等食品的生产都不离开发酵，这些企业实验室的标准通常不如高校，但无论是生产还是实验的成功率，都较某些高校实验室不成比例的偏高。
要知道如果控制不好空气中漂浮的微生物总量，控制不好微生物群落的演进方向，这些企业可是开发不了新产品的，因此要说企业环境中有益菌较高导致成功率较高的理由并不成立。
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因素的存在，当研究生与学校发生冲突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学生。
研究生培养，缺乏客观标准是难点
当我们同情学生时，并不意味着就要妖魔化大学和导师。甚至面对一再提高的毕业要求，也有很多导师同样充满怨气。
前文提到国家、高校和导师对首批博士生关怀备至，但反过来说那些积极求学的第一代博士生又何尝不是难能可贵。
由于成长在特殊的年代，他们普遍都经历过“上山下乡”，边劳动边学习，艰苦的磨砺为攀登科学高峰打下了基础。他们既有顽强的理想信念，又有随遇而安的乐观精神，还都对科研充满信仰。在任何时候，这样的一批人是所有导师都愿意教导的。
首批18名博士全部选择投身科研工作直至退休，其中17人一直在国内工作。在就读时，他们绝大部分都有爱人和孩子需要照顾。当时，有很多人比他们读博还要早，但没有赶上好政策，只能以不区分博士、硕士的研究生学位毕业了。
还有一些人，几乎和他们同时入学或稍后一些，但未能在同一时间达到毕业的要求。但没有听说谁为了享受“首批”的荣耀而上蹿下跳、寝食难安甚至投机钻营的，这是1980年代博士生的风骨。
在这些方面，现在的研究生就难免差一些了。由于沉重的升学压力，下已波及到幼儿园、甚至胎教，上已拓展到高中乃至硕士，笔者曾不止一次听过高校教师吐槽年轻人甚至连身体都一届不如一届。
年轻人中也有人认同这一观点，认为自己是“总体内卷，但间歇性‘躺平’甚至‘摆烂’”。他们会羡慕卡皮巴拉（水豚的英文音译），并用“脆皮”形容自己。
水豚因为情绪稳定受到年轻人喜爱
至于社会适应性，没人会认为这些未经毕业后长期工作生活、条件更好且生长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环境中的年轻人，能和80年代、90年代的研究生前辈们相提并论。
能力是一个方面，缺乏兴趣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哪怕是就读博士的学生，有志于从事科研工作的比例也越来越低。很多学生对科研没有兴趣，这种内生动力的区别，是很难通过教育技巧进行弥补的，何况大部分博士生导师的教育技巧又远不如初高中、小学教师。
可怕的是，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北京大学的一个课题组根据一定标准对2000~2004年我国博士生生源质量进行评估，认为是基本持平。但问卷调研则显示仅有28.2%的导师认为有提高，30.9%认为是基本持平，40.9%认为是有所下降。
现在当年的博士变成导师，还是认为博士生源质量进步缓慢。很多导师也在想如何让他们眼中并不甚满意的新学生，完成越来越高的毕业要求。
和社会大众的一般想象不同，很多教授是非常反对不提供宿舍等影响学生福利的举措的，也非常反对制度性推延迟毕业。因为这些措施都会推高博士生进入门槛，最终将好学刻苦却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拒之门外，反而劣化了博士生生源及培养难度。
《博士研究生退出和延期的数据测算与讨论》指出，2013年博士生延期人数与博士生在学人数比达到峰值38.41%。这意味着有38.41%的在学博士生未能按期完成学业（以下简称延期率），后面年份的延期率一直稳中有降。
博士生延期人数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针对的是一般水平。有一项研究指出，2007年北京大学博士延期率是44.98%。另一项研究报告则是，北京大学2010年博士的延期率大约是50%。
从2014年开始，延期率开始缓慢下降，但博士分流退出人数及占比却总体上升，至今也在2%左右。这可能与福利待遇相对下降有关，当师生比发生明显变化，博士毕业年限必然增加。在2010年前，博士生福利待遇较社会平均仍相对较高，因此求学意愿仍然较高。
博士生分流退出人数
2010年前后，博士生福利待遇的吸引力下降，但增加的招生名额使得更多暂时不愿就业的学生读博，这些人日后就成为博士分流退出的主力。
这些研究结果，恰好生动说明以为责任下压就能办好一切的思想是多么荒谬。提高研究生毕业要求，既能调动学习的积极性，也能招来更多不怕退学的研究生。
研究生培养存在五个利益相关方：学生、导师、大学、教育部门、（招聘）单位。应该说这五方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但很多试图提升培养质量的举措，却让我们看到隔阂和裂纹在加深。
比如导师决定权，学生、大学和（招聘）单位都不希望导师的否决权不受限制，理由也很好理解。
于是有学校试行集体招生，然后导师就有话说了：“大家集体招进来的学生已经‘跑路了’，他在申请博士资格的同时还报考公务员，考上以后已经打算去上班了”，“都是新制度闹出来的，以前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大家集体决策，结果影响我个人”。
至于集体培养，教育部门则表示：万一出现了学术不端，你们都说不清楚具体情况，我该找谁追责？
再说严格要求，提高培养质量。一般来说，学生首先一万个不愿意，早工作一年早赚钱，越早毕业对于走学术道路越有利。导师也不是都愿意，毕竟实验资源和精力是有限的，靠有限的资源让更多的学生达到更高的要求压力太大。
教育部门则委屈我年年提高要求，还有人指责质量一届不如一届，我要放松要求那还了得？大学则是最热衷提升要求的，毕竟办学质量全靠学术成果，不提升要求，导师和学生怎么有动力写出更多更好的论文？
手中握有较多招生指标的资深教授认为，提高培养要求，就要让学生增加在实验室的时间。而没有招生指标的年轻教师则认为，提高培养要求，就要让学生多听我讲讲学术前沿，一定要增加课时和学分。
企业的要求最为矛盾，一方面希望学生增加对新技术的把握，但更青睐实习经历和时长都表现出色的学生。
类似激烈的分歧还存在且不限于这些方面：学生福利，研究生该不该建立劳动制度及劳动保障，该不该推广专业型博士，学校和导师能不能、该不该出具学生的培养表现等等。
不难发现，这一切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关键——研究生培养缺乏客观标准。这导致理性讨论缺乏基础，各方诉求难免极化。也难怪每次高校出现相关事情时，充斥着喊口号式的情绪宣泄，而鲜有理性务实地讨论。
同时极化的表述，也使得每一项最终决策往往主要主张其中一方的权益，其中学生、导师抗风险能力最弱，因而对任何改变都最为敏感。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情绪也表现地最激烈，并渴望颠覆性的政策。
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确定导师负责制是这样，在“985”“211”外开启“双一流”建设也是这样，“破四唯”、“一省一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教育国际化”等等还是这样。
产业转型升级是根本方法
列举各方的难处，并不是为了和稀泥、营造一个“大家本意都是好的”的氛围，而是尝试引出基本矛盾。
聊到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贬值”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词，学生在说，家长在说，用人单位也在说。除了教育部门，几乎所有相关方都在默契地使用这个概念。
一个概念能成为一种现象，说明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但用来解释相关问题则不符合经济的基础逻辑。
假设一个社会中存在10万名存量博士，而一个博士创造的价值（不计成本）是50万元，企业为其支付18万元的报酬是非常合理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扩招，社会中的存量博士增加到20万名；由于边际效应，这时候博士创造的价值减少到45万元。但由于市场惯性，博士薪酬保持在18万元没毛病。
这里还没有考虑一般情况下，博士进入产业界往往创造出更多高科技人才的岗位需求。
也就是说，研究生的“稀缺度”被“稀释”，主要体现在新毕业的学生不能很快进入领导岗位，而不是与前辈差几届就在职场薪酬、甚至就业机会上出现断崖式下降。这才是世界研究生培养史的一般规律。
西方高等教育先发国家建立博士甚至本科制度，基本都经过几十年的小规模试点。美国的第一届本科生中就有人因为不知道学位有什么用，依然像父辈一样在农庄种田度过一生的。而中国现行的研究生制度基本上是在“科学的春天”中用一两年时间奠定主要框架的，在与市场接轨方面存在先天不足。
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普遍也没有能力量化评估研究生的能力，大量研究生在就业时涌入了只需较低学历的岗位，甚至缺乏胜任岗位的职业技能。既加剧了教育“内卷”，又对扩招人数缺乏合理的制约。而教育阶段的“内卷”，又影响了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
笔者与不少企业管理者打过交道，他们几乎都认为自己的企业不看重学历，只尊重真才实学。然而，同样是这些企业，却从未以接近博士的待遇，招聘过博士退出的学生。它们在招聘时，为了减少筛选成本，无一不是按学位将毕业生的简历分为两级或三级，还要至少区分出名牌大学和普通大学两个标签。
如今被一些人视为敢讲真话的志愿填报自媒体博主张雪峰，第一次出圈就是在2018年的综艺《我是演说家》。他从几个刁钻角度，怒怼自认职场不存在学历（实际上是学位）歧视的企业家，并力证在招聘中存在学历崇拜。当时，网友就纷纷表示“太真实了”。
张雪峰力证学历（实际上是学位）的重要性
可见，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甚至不了解自己公司的人才招聘策略，指望他们能够客观量化评价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是不现实的。
如果企事业单位、甚至只是规模以上的企业能够在招聘时合理量化评价研究生，很多问题早就在市场机制中迎刃而解了。例如，如果企业招聘是合理量化，还会有因为导师“卡毕业”而产生如此多具有冲击力的社会新闻吗？
事实是，中国的企业几乎不按照硕士以上博士以下的待遇考虑中途退出的博士生，更多按照较硕士还降半等的待遇进行考量，最终连硕士待遇都比不上。在强调学位的同时，看轻学历才是常态。
因此，真才实学不如学位在手，早一年毕业，就业机会、就业起点和发展机会都明显更有利，才是如今研究生的就业现状。笔者就亲见多位成果丰硕的博士，就因为比自己师兄姐晚了一到两届，就没能获得同一档次院校的教职。
在此大环境之下，学位崇拜怎能不大行其道，学风怎能不浮躁，围绕学位的斗争怎会不牵动人心？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因此始终摆脱不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问题，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
同样的，如果一个领域有大量来自企业的学者发表文献、参与研究，学术不端将很容易被发现，来自高校的研究也会更严谨。
尽管对多数企业当前评价科技人才的能力持保留态度，我们一定不能轻视企业在引导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在2008年以前，企业招聘基本上重视学校远胜于专业，造成一大批热爱军工或基础科学、但考分相对较低的学生，难以得到对应培养。而很多高分学生其实没有从事相关行业的想法，导致资源的错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因为这些专业课程压力过大，很难为勤工俭学留出空间，在物质极度贫乏的状态下度过学生时代。
随着企业的招聘模式向“专业与学校并重”，甚至“强势学科优于名牌大学”转变，目前这样的错配已经减少很多，像考古这样的学科基本实现“少而精”的培养方式。为了吸引优秀的贫困学生投身基础研究，国家和高校纷纷推出类似“强基计划”的政策，改善了他们在校生活。
这些向好的改变，其实都是在没有太多行政指令之下，很大程度上依赖自发调节而完成的。这也恰恰证明企业的作用怎能被低估？
企业这么重要，但不是所有企业都有助于实现对培养质量的第三方量化评估，能发挥作用的企业一定是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作为重要增长力量的高质量企业。
可惜的是，目前这样的企业还太少。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13~2018年在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获奖数占全国总数70%以上，产出社科重大成果比例占全国80%以上，专利申请数年均增长20%左右。
高校以全国9.4%的研发人员、7%的研发经费，发表了全国80%以上的SCI论文。高校科研经费总额达到6531亿元，牵头承担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一大批“973”、“863”等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在数据面前，不宜清高地认为高校搞的是“假把式”和“绣花枕头”。哪怕只看资本指标，很多企业同样表现不佳。
2024年开年A股四连跌，创业板指数周跌幅超5%的市场行情同样引人关注。很多股民在自媒体平台咒骂A股及A股管理机构。
很多从A股退市的企业，多年平均年利润率不足7%，考虑到股市通常会看多企业估值，说明分红率比7%还要低一些，这真是严格考验股民的投资意识。因此，A股确实有管理问题，但不能低估企业的利润率与其庞大的资产规模不成正比的问题。
有时，一个政策误读，一个小型市场恐慌，行业龙头企业一天就跌去一两年的净利润。这说明很多企业仍未完成高质量转型，尽管其资产规模已经是世界一流，但利润率等代表活力的指标还不是一流的。
当然，我们也有华为、紫光、长江存储等一大批充满活力的企业。在研究生培养目标转变及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我们要依赖它们，但也不能忘记鞭策前者。只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完成产业竞争力升级，研究生培养质量才能有较为客观的第三方评价，届时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就是顺水推舟。
如果将提升培养质量等价于一味逼迫学生和学校，那么未来研究生的培养环境恐怕会愈发恶化，违背以人为本的教育本怀，难免事倍功半；甚至违背育才是为了兴国的根本逻辑，陷入为了达标而达标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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