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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秉烛杂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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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失联
工作考核，是管理中必然存在的一个环节；特定文化与社会背景下的体制内，必定弥漫“高控”管理模式与“求稳”心态。
前几天，我在文章那些在乎小红花的年轻人———从河南女教师事件说起······中以同龄人的身份分析了以这位女老师为代表的年轻人群体。但不可回避的是，为什么学校里有很多与教学无关的工作呢？
几年前，就有教育专家撰文呼吁减少各种迎检，“还师生一个安静的校园”；此次悲剧后，“老师什么时候才能安安心心教书育人呢？”的呼声又壮大了起来。
为什么公立学校要有这么多“杂事”？为什么教学已经成了老师的副业？这要从这个体制开始分析。
“体制内工作”，
到底是什么工作
随着城市与国家的出现，管理者，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群体。而为了管理的顺利进行，管理者的内部又开始不断细化。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管理者又有许多分工，有的是进行统筹的领导者，有的是负责具体事务的办事员。
在这个管理系统的完善过程中，管理者要聘用一些技术人员为人们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服务，最典型的就是医疗与教育———于是医生与教师也进入这个系统。此外，也有一些或者重要、或者前期投入巨大的行业需要管理者的投入与保障，如银行、石油、公交地铁等。
这群人因为要依赖国 家 财 政生活，所以收入不可能特别高。为了让这些人安心工作，就要给他们一个保证，最典型的就是超级长的任期，不会随便辞退———这个保障在我国，就是“编制”。
现代国家基本都要沿着这个模式运行，对应到我国，这群管理者就是各种“长”，办事者就是各种办事员，再加上医生与教师的这群人，就是通常讲的“公务员”与“事业编”；银行、石油、公交地铁这些有管理者参与的行业，则是通常讲的“国有企业”。以上，就是大家讲的“体制内”。
因此，体制内工作存在的意义是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行，为国家中的人提供服务。不过随着外来的现代国家管理机制与我们固有的官 本 位文化融合，“体制内工作”才慢慢有了“体面”、“稳定”、“地位高”等特征。
形式主义
是体制内工作考核的一部分
只要工作，就必定存在各种形式的考核———制造行业的考核方式是看工人生产了多少商品；销售行业的考核方式是看谁卖的东西最多；媒体看的是谁写的文章多、谁的文章阅读量大；律师看的是谁接的案子多、胜诉率高；就连科研界，都要看论文与专利。
考核，可以是灵活的，也可以是死板的；考核的主体大多是上级和甲方，但有时也是消费者（如自由职业）。
各种类型的工作考核能激发劳动者的热情，也能让管理者了解孰优孰劣、调整管理方式。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就是在成千上万劳动者的智慧下前进的。
与上述工作不同的是，体制内工作不会产生直接收益、无法直接量化，那么该怎么考核呢？
最客观的方法是综合各种因素、长时间审慎地考核。比如对某管理者管理期间进行大量走访调查，跟踪各种数据，最后形成报告———这个方法很不错，但就是无法落到实际。
不能完全放手（后面会具体分析为什么不能放手甚至要牢牢把控）、无法客观评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验各种可见的工作成果了。具体到体制内，就是这些：
查产出。如看某地的GDP排名、看学校的考试成绩———这就造成了只看结果，无论过程的工作模式，到了学校中，就形成了大家都在批评的应试教育。
查过程性材料。对于一些无法量化的东西，就要有各种材料证明大家“做过”。以学校为例，延时服务政策推行后，怎么证明自己学校开展这些活动了呢？很简单，检查活动过程的记录和照片。
一些情感态度价 值 观方面的东西也无法量化，但需要考核，于是就产生了各种感想、各种反思、各种笔记小报······
这些过程性材料，就是大家痛恨的形 式 主 义。但究其本质，形式 主义就是体制内的考核方式。
这时，就不由得祭出索尔仁尼琴这句名言：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同为技术岗位，与医疗不同的是，教育工作本身无法产生直接效益———医院可以计算医生治愈患者的数量，也可以计算重大科研突破。教学中没有产品生产；同时教育工作的滞后性（学生长大成人参与社会劳动需要很长时间）也意味着无法直接进行考核。
因此，对教育工作的考核就围绕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产出，最典型的是考试成绩；二是过程性材料，就是大家痛恨的迎 检、整理档案。
学校责任是随着时间发展逐渐无限化的（具体原因在后文也有分析），这些越来越多、无法量化的工作到了教师那里，就变成了铺天盖地整理不完的档案、做不完的留 痕、写不完的公众号和美篇······
我们的文化传统，
决定了高控制的管理模式
回顾历史，我们的传统就是一级一级，层层管控。休养生息只是暂时策略，金字塔式的、层级性的、事无巨细的管理模式，才贯穿始终。
诸侯各自为政的分封制结束于秦朝，一级级的郡县制早在秦朝就已开始，户口制度也在那时就得到落实。官员由科举选拔，由皇帝派遣。对百姓的管理可以精确到乡绅、十户长———不仅要管理身体上的行为，还要管理脑子里的想法。
具体到家庭内部也是如此。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没有长辈对晚辈的关怀，有的只是条条框框。“不孝”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罪名，“听话”、“服从”是大家从小就开始的必修课。
所以，期望真正的无为而治，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是不现实的。层层管控，是各级安全感的来源。
学校工作中一部分杂事是高控制的传统与人口高流动的现实碰撞的产物。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固守家乡，而是四处流动。同时也不会在意基层工作人员的态度，古代社会“乡长”、“十户长”这种角色就变得可有可无。
这就为基层工作带来麻烦：找不到人，找到人也可能不配合工作———在社区街道居委会工作的朋友应该有体会。
那怎么办呢？
学校，尤其是公立学校，是“乡长”、“十户长”的现代化形式。孩子们按照户籍划片入学，每一个孩子都对应父母两个成年人———甚至还有爷爷奶奶姑姑伯伯。而且，对于学校老师安排的任务，大人们相对会认真对待一些。
所以，老师们就要负责许多本该街道居委会人员负责的任务（一线教师应该深有体会哈，这边就不展开了）。
“不出事”是体制的行事原则，
即“求稳”
公立学校的另一部分杂事，则来源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求稳行事原则。
最近热议的“消失的课间十分钟”，就生动诠释了这一原则———课间十分钟消失，不是因为老师要拖堂，而是因为学校怕出安全事故。
契诃夫笔下的别什科夫的口头禅，实际上是广大体制内人员的内心独白。“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他们呐喊着，无视自然规律，无视客观现实，“别出乱子”，就可以了。
许多和教学无关但是和学生有关的（特别是关于安全的）杂事就来源于此，一线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估计体会无比深刻，这边也不展开了。
我最喜欢秦晖教授对教育问题的一个论述：教育问题，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同理，教育上的杂事，不仅仅来自于教育本身，更来自我们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惯性，来自于社会现实。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教育一个安静的环境呢？
如果寄希望于整体的变革，答案只能是无解。
但是，社会中的每个人，尤其是教师朋友们，如果我们把期待收回，理解这个系统的本质，可以配合，但不要假戏真做。也许在很久以后，会看到改变的曙光。
因为社会不是一个独立于群体外的个体，文化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物件。所谓社会，就是群体中每个人的组合，所谓文化，就是群体中每个人行为模式的集合体。个人，就是这个社会与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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