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杨国英
每一个太平时代成长的人,即便当下全球超级动荡,即便当下经济和资产价格异乎寻常,也很难能够因此认为一个异常残酷的时代的到来。
这需要走出去进行体认,也 需要必要的全球观和大历史观的逻辑自觉。
今年7月,是我疫情之后再一次前往海外进行调研(疫情之前,我几乎每年都会有两个月左右的海外调研),之后10月又再一次前往海外调研——7月海外调研最大的感触,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在去年和前年事实已经加速完成了在华产业链的对外迁移。
发达经济体加速完成在华产业链的对外迁移,其趋势大家是知道的,从2018年特朗普时代就已经开始。
但是,最近两年,发达经济体在华产业链的对外迁移的速度之快和尺度之大,如果没有海外深度调研的确认,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不敢如此想象,这种迁移简直就是脱钩性的迁移。
而在海外调研确认之后,终于理解今年我国经济和人民币资产的超预期承压,这事实源于发达经济体产业链迁移的超预期。
发达经济体产业链迁移的超预期,会直接导致两个后果:
一是我国经济增长、贸易出口和相关就业的中期内承压;
二是人民币汇率的中期内承压,发达经济体产业链的迁移,无论是苹果链,还是三星链、亦或是耐克链、阿迪链,每一个产业链的迁移都对应相关规模的外资撤离。
当然,人民币汇率的中期内承压,决策层为了相对保汇率,中期内又必然会导致人民币资产价格的结构性承压。
所以,在确认上述逻辑之后,从今年7月开始,我就呼吁大家进行适度跨品类和合法跨区域的全域资产配置,我自己也较大幅度降低了风险资产的配置占比,相应增加了逆周期的资产配置(比如黄金),局部提升了固定收益债券的配置,并相对增加了合法海外资产配置(新兴市场ETF)。
正是在结构性调低风险资产配置比例之后,截止目前,我今年的资产收益率,才没有因为股市低迷而整体产生负收益。
发达经济体加速在华产业链的迁移,加速与我们的事实脱钩,其背后的终极诉求到底是什么?
是减少对华贸易的持续逆差?是压制中国势能的上升?这些因素当然是存在的,尤其是之于美国而言,这些因素更是事实存在的。
但是,存在这些因素,并不表明这些因素是美国主导下发达经济体的终极诉求。
美国、以及美国主导下的发达经济体,如此加速在华产业链的迁移,如此加速与中国的事实脱钩,如此加速全方位尤其是高科技对中国的打压,其终极诉求是——希望借机完成全球秩序(重点是经济秩序和产业秩序)的再平衡,并且希望这一全球秩序的再平衡,其庞大的历史成本由中国最终买单。
因为,今天的全球,其供需失衡和贫富失衡,整体上,已经到达100年内的顶点。
全球供需失衡,在半智能化、智能化生产的赋能之下,今天的生产力同样到达一个顶点,今天超过95%的商品供给同样严重过剩。
同时,全球不同区域的贫富差距、以及全球阶层的贫富差距,在过去三四十年,事实的悬殊在疯狂拉大。
仅以不同区域为例,过去三四十年,就大型经济体而言,只有中国和美国享受到过去三四十年全球化增值的最大红利,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整体红利效应相对有限,包括不限于日本、南美、东南亚、南亚、非洲、以及欧洲的多个国家,日本和南美洲甚至还陷入到漫长的增长停滞。
另外,今天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其宏观负债率基本都高达260%以上,居民负债率几乎都高达60%以上,也就是说,经济的杠杆,需求的杠杆,今天整体已经到达一个无以复加的临界点。
从大历史周期看,上一次全球的两大结构性失衡(全球供需失衡和全球贫富失衡)到达如此一个高度,应该还是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
当时的全球,是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全球,当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上升之后,也同样面临95%的商品供给严重过剩的难题,也同样面临托拉斯寡头经济主导一切的难题,也同样面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宏观负债率急速攀升的难题。
以美国为例,1930年代初期,美国的宏观负债率高达240%(比现在还是低一些),居民负债率高达50%(这个也比现在低一些),但是,这这个数字无论是宏观负债率、还是居民负债率,其整体之高,还是超级惊人的。
同样,在资本主义列强陷入供需失衡和贫富失衡之下,彼此之间迅速进入搏杀区间,美国一度将进口税率提升到50%以上,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几乎全部启动限制进口叠加高关税的政策。
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其恢复正常,其最终实现全球供需和全球贫富的再平衡,一般认为是在1935前后,但是,事实上,却是1945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事实才真正宣告了大萧条的全面结束。
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即便在1935年前后有所缓和,之后也还会持续不间断的爆发。
因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全球经济和产业秩序才真正得已重构,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相关仆从国,最终承担了当时全球再平衡和全球秩序重构的绝大多数代价。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传统殖民强国,屈服于美国的全面崛起,不得不响应美国门户开放的政策,从而不得不认可被殖民国家的独立,而被殖民国家的独立,事实又结构性放大了对工业品的需求,大萧条期间的供给严重过剩得已相对缓和。
当然,二战之后,伴随着航空航天、电子电器的全面发展,新商品供给又刺激了新商品需求。
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与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其历史背景(两大结构性失衡),其动荡信号(战争和冲突),以及其经济和金融信号(贸易和高科技扼制、全球高负债率),事实又是何等的相似。
当然,这种相似性,被注入了太多的残酷的底色。
当然,这种相似性,基于今天人类的文明,我相信,应该不会再选择全球超大规模战争,以实现今天全球两大失衡的再平衡和全球秩序的重构。
但是,全球再平衡和全球秩序重构,总得有人支付代价。
谁会付出更大代价,这或许就是大国之间最顶端的博弈。
而不论谁在付出代价,寒意都必然会传导到底层。
-End -
希望和你一起共鸣!
weixin-queen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