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房地产行业风云变幻，企业管理层也难独善其身。
失联、辞任、降薪......可谓贯穿房企高管全年的关键词。今年来，超十家房企传出高管失联或接受调查的消息，管理层甚至掌舵者辞任场景更是屡屡发生；龙头房企碧桂园为节约成本，几大高管集体调整薪资，有人年薪从百万元骤降至12万元。
曾经动辄薪资千万上亿、“打工皇帝”频出的时代，已经再难重现了。销售额下降、企业经营步履维艰、保交楼任重道远，当下房企管理层身上的重担只增不减。他们当中，有人悄然退居幕后，有人还在为企业的一线生机奔走，遑论高薪与风光。
业内人士表示，过去房企高速增长时只看重业绩，掩盖了背后的问题，当市场形势逆转、频频出险且司法部门介入后，过去的违规操作被重新审查，很多高管牵涉其中。风险暴露时，也很难依靠单个人扭转大势，明星职业经理人批量出现的时代已然过去了。
房企管理层密集调整
伴随着一个行业动荡同时出现的，一定有人员尤其是管理层的变动。
今年来，房地产行情难言回暖，企业业绩不佳甚至资金断裂，都对管理层的去留影响深远。更有甚者，企业掌舵者也逐渐退居幕后，2023房企高管辞任的现象尤为突出。
公开信息显示，从今年年初至今，几乎每个月都有房企高管辞任。比如，年初黄仙枝因计划退休，辞任正荣地产董事会主席；2月份，姜英武辞去金隅集团董事长及总经理职务；3月份，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因年龄原因辞任董事会主席。
下半年，同样有房企重要管理层变动，较受瞩目的一是金地，另一个是旭辉。10月16日，金地集团宣布，凌克因身体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由公司董事、总裁黄俊灿代为行使公司董事长职务。
金地强调称，公司董事长凌克辞职是因为身体原因，黄俊灿总裁代为行使董事长职务，是正常的管理团队交接，有助于公司管理团队平稳过渡，以及长期稳定发展。
11月30日，旭辉控股也公告称，由于健康原因，林峰已辞任公司执行董事、行政总裁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授权代表，同时葛明已获委任为执行董事。旭辉控股由林中、林伟、林峰三兄弟掌控，林中为公司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
福晟国际的高管变动则颇具戏剧性。年中，该公司宣布，潘浩然辞任执行董事以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成员，这一“地产二代”辞任标志着潘式家族已然离场。到10月份，福晟国际宣布，拟更名为“日本共生集团”，柳濑健一任董事会主席，结果仅一个月该人便辞任。
非掌舵者的变动更是层出不穷。12月22日，雅居乐集团公告称，陆倩芳因需更多时间处理个人及其他商业事务，已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副主席职务，不再担任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之成员。陆倩芳系陈卓林夫人，曾与陈共同创办雅居乐。
有类似情况的公司还有大名城、保利置业、北京建设、祥生控股、领地控股、上海实业、中国金茂、港龙中国地产、天虹国际、创富港等诸多房企。
与此同时，今年还有不少明星经理人变阵。8月2日，世茂集团公告称，因职务调动，吕翼由世茂集团执行董事及执行总裁调任为公司非执行董事。几个月后，世茂集团再度公告称，吕翼由于个人事业发展原因，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职务。
作为碧桂园旗下物管板块，碧桂园服务也出现高管震荡。10月10日，碧桂园服务公告称，李长江因需投入更多时间在家庭、子女教育及个人其他事务，辞任公司执行董事、总裁、授权代表，后续仅作为公司顾问，为碧桂园服务的发展献计献策。
失联等“意外事件”频发
与辞任相比，今年房企高管失联、被查的情况，则更为特殊。恒大、华侨城、华夏幸福、新城控股、融创、万科......涉及的相关房企超十家。
最近一起在12月，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陈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
今年11月，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周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曾主导中粮大悦城重组。
今年9月，恒大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被带走的恒大核心成员，还包括许家印二儿子许滕鹤、恒大前CFO潘大荣等。
再早前，万科南方区域城市更新总经理李升阳被带走，协助相关部门调查；新城控股联席总裁曲德君、华夏幸福联席总裁孟惊等皆传出失联、被查消息。
“房企高管频现‘意外’现象，是房地产行业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的反映。这种现象涉及行业监管加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调整、企业经营基本面恶化、市场竞争加剧等多方面因素。”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诉第一财经。
柏文喜表示，随着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监管加强，企业高管行为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和审查，一些不合规行为可能会被曝光和处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调整和经营恶化，也可能导致高管变动，比如为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效率而进行人事调整，或者因为企业战略转型、业务模式变化、为压缩管理费用而调整高管团队；市场竞争加剧也会对高管变动产生影响，企业需要更加灵活高效的管理团队来应对市场变化。
同策研究院研究总监宋红卫告诉第一财经，过去房地产快速发展过程中，企业看重业绩发展，增长的业绩掩盖了存在的问题，当前市场形势发生逆转，由于销售下行，资金链问题凸显，在司法部门介入后的重整过程中，对过去违规操作进行了审查。
此外，当下降薪风波不仅波及普通地产人，房企管理层也难逃其中。
12月12日，碧桂园发布公告称，结合行业和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执行董事杨惠妍、莫斌、杨子莹及非执行董事陈种主动提出降低薪酬请求，杨惠妍、莫斌、杨子莹、陈种调整前的年薪分别为37万元、300万元、200万元、37万元，调整后四人均为12万元。
十几万元的年薪，与曾经动辄千万的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曾经，地产行业诸多明星经理人被戏称为“打工皇帝”，虽然不是企业创始人，但赶上行业上升期的红利坐拥高薪，成为天价高薪的明星经理人，比如碧桂园就曾经出过多名年薪过亿的区域总裁。
另一典型案例是朱荣斌，作为业内知名的“打工皇帝”，朱荣斌在碧桂园任职期间，最高曾领到2185.8万元的年薪；如今，在合富辉煌任职的朱荣斌年薪216万元。
面对这一变化，朱荣斌的一番公开言辞，道出了背后真实。“过去我们习惯了高收入，习惯了各种光环，不要把过去的平台当成自己的能力，过去我们做的很多，不是你的能力，而是时代的红利。”日前他在一场行业论坛上表示。
“前段时间我入职合富，外界说我工资降低到多少万。挣200万还被人瞧不起，这是很有问题的，我觉得200万已经很多了。”他直言称，享受过高速发展的红利后，由奢入俭难，但只要把心态、收入预期调下来，这一行还是大有作为的。
柏文喜认为，在过去房地产市场中，一些企业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可能会开出非常高的薪酬，甚至出现所谓的“打工皇帝”。随着行业调整和市场竞争加剧，企业需要更加注重成本控制和内部管理，高管行为也更加规范和透明，高薪现象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审查，天价“打工皇帝”等市场现象可能不会再出现。
“过去很多打工皇帝是借助市场上升期，帮企业实现了规模扩张，高风险与高回报对等，只是市场上升期掩盖了风险，现在风险暴露出来后，很难依靠单个职业经理人扭转大势，因此，大批量出现明星职业经理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宋红卫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