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爱人》第三季中，李松蔚在评价傅首尔和老纪的成长环境时提到一个词——“儿童亲职化”，即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角色对调。“亲职化”的孩子会像父母一样，主动牺牲自己的感受去照顾、安慰、甚至引导家长的理性和感性需求，被迫在生命早期成为家庭的照料者。

在畸形的关系倒置中，外界通常会为他们贴上“乖巧懂事”的标签，并献上真诚的赞美。而那些孩子，在掌声和鼓励中一步步走向更深的“亲职化”，以至于迷失自我。

我们采访了两位“亲职化儿童”，她们或是从小忍受父母的情绪垃圾，或是成为主动承担大量家务的“工具人”。“乖孩子”的标签束缚了她们二十余年，直到有一天，她们把“不想再做乖孩子”写在纸条上，然后撕了个稀碎。

何以成为“小大人”？

深夜，八岁的艺璇晕晕乎乎地醒来，她摸了摸额头，有些烫手，兴许是发烧了。她看了看身旁沉睡的妈妈，又闭上了眼，“妈妈好辛苦，不叫醒她了，等天亮再说吧。”

第二天醒来，妈妈发现女儿烧到了39度。

在艺璇的印象中，自己似乎打小就是一个“乖孩子”。

害怕吵醒熟睡的妈妈而不敢走进房间，崴脚不想麻烦父母便独自死撑着走路。在幼儿园，只有听话的小朋友有糖吃，艺璇每天都能拿回一颗糖，有时是两颗。

这份超越同龄人的乖巧懂事让老师啧啧称赞，艺璇的妈妈还被邀请到家长会上分享育儿经。

“那你说什么了？”艺璇问。

妈妈难掩骄傲的神色，“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说也没怎么教，你天生就听话。”前来串门的阿姨在一旁附和夸赞，“有的孩子天生就是来报恩的，不让父母操心，你就是这种孩子。”

“我天生就听话”“我就是来报恩的孩子”，小小的艺璇接受了这种设定。

但如今26岁的她自嘲，哪有什么孩子天生听话？其实一切的形塑都有迹可循。

图源：《我的天才女友》

这份“听话”的出厂设置大概是源于她那“不听话”的姐姐。

与小四岁的妹妹相比，长姐更像个孩子，活泼任性，调皮捣蛋。艺璇不记得姐姐都做过什么，只记得她总是被妈妈打，锁住的房门里传出姐姐一阵阵哭声和叫喊，夹杂妈妈的几句训斥，“叫你不听话”“叫你顶嘴”“叫你东跑西跑”……

在年幼的艺璇心里，那些声音“滋啦滋啦”地烙下铁一般的印记。很多次，她望着那道房门，又惧又怕，想捂住耳朵逃远却吓得一步都迈不动。那些“教诲”被她一字不落地听进耳朵。

在那之后，分不清是为了讨好还是为了自保，艺璇听话得出奇。站在货架前看了很久的布娃娃，妈妈的一句“不能买”便让她不哭不闹地走开。家中不让剩饭剩菜，她磨蹭着不想吃，姐姐一句“爸爸妈妈要回来了”就能让她硬撑着把饭菜吃完。在别的小朋友忍不住说小话做小动作的年纪，她已经当上了纪律委员。在同龄人与父母争吵，闹着离家出走的青春期，她仍旧风平浪静。

艺璇成了亲友口中被树为孩子榜样的“乖乖女”。

后来简单的“听话”已经不足够了，由于家庭的破产，艺璇还要成为能照顾大人情绪的孩子。

她的父母多年经商，在艺璇12岁那年，由于选址、成本等各种因素，父母的一家店铺以亏本告终。资金一时难以周转，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

这对农村出身的中年夫妻没有文化，找不到一份高薪的工作，打零工又难以担负家中的巨额负债，只能一次次借钱开辟新的经商渠道，希求幸运之神的眷顾。恶性循环的齿轮就此滚动。

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艺璇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只觉得父母的眉头越锁越紧。

后来父亲去外地做生意，大多数时候艺璇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知道由于经济问题，母亲会整夜整夜地失眠。房间的隔音效果不好，有时半夜艺璇能听到母亲抑制不住的哭声和低吼。她告诉自己那是风声，心上却被一块大石头压得死死的。

无措、慌乱，她用枕头捂住耳朵，强制自己睡去。

母亲那些无处诉说的压力需要一个发泄口，秉承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向内泄洪是最好的选择。而艺璇的父亲是个传统的中国式男人，从没送过母亲花，不会说浪漫的情话。在母亲哭诉压力时，他说不出安慰的话，只是一个劲地叹气，母亲说，“我听到他叹气就更心烦了。”

于是，乖巧懂事的小女儿便成了母亲的闸口。

图源：《小欢喜》

艺璇很怕夜晚，因为寂静会牵引出无数的愁绪。在很多个深夜，妈妈会拉着她坐在桌前，抱怨丈夫的无用，自己成了苦命的女人，抱怨家庭经济的困难，一遍遍重复着“要是有钱就好了”，抱怨亲朋好友的不道德行径……

就像一滴滴浑浊的水被喂进嘴里，艺璇强忍着不适，还要扯出一丝笑容安慰，“没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印象最深的是初二的一个夜晚，贷款又还不上了。那天妈妈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瘫在床上，紧攥着女儿的手痛哭，“你以后一定要挣大钱。”

艺璇红着眼眶，一言不发，她看着妈妈的眼泪滴在自己通红的手指上，感觉心里烫出了一道道伤疤。

“我知道这些话妈妈只能和我说了，她的压力总需要倾诉。但我真的不想听，她把情绪垃圾倒给我，我又能倒到哪去？”

这些内心的叫嚣她从没和父母说过，她怕背负上“不孝”的罪名，也怕他们再也不说，真的无处倾诉。

如果说艺璇是需要满足家人情绪需要的情感型亲职化儿童，那逍遥更像是工具型亲职化，从小她就主动包揽了家中大部分家务和照顾弟弟的责任。

“我总觉得这是我欠他们的。”

7岁之前，逍遥是留守儿童。一年中能见到父母的天数大概不超过10天，她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等着他们回家，等着他们打来电话，等着他们来幼儿园接自己放学。虽然大多数时候她都等不到他们。

逍遥的老家/ 图源：采访对象

比等待更煎熬的是短暂相见后的分离。每次离别，逍遥都难掩失落，眼眶泛红。奶奶便说：“不要哭，爸爸妈妈是为了赚钱养你才离开你啊。”

这一句被年幼的她记住了。逍遥认为，这是愧疚之心的起始，“我单纯觉得我的存在会给他们造成压力。所以我一方面很期待他们会回来，一方面会觉得因为我需要这么多教育资源，他们才会被迫在外打工。”

所以，从被接到父母身边生活的那一天起，逍遥便自己洗校服，洗弟弟随手丢下的袜子；在父母没空时做好一桌菜，等他们回来吃；即便是在高三冲刺阶段，她也会习惯性地把全家人的碗洗掉。

而逍遥父母从未夸奖过女儿做好的饭菜，神色如常地坐下、吃完、离开，仿佛是她的应尽职务。也只有在临近高考的时候，他们才会拦住她，“不要洗碗了，快去学习。”

在家中，除了女儿，逍遥也是长姐，父母总是告诉她要照顾好小三岁的弟弟。

初中逍遥和同学出去时，妈妈问能不能带上弟弟。弟弟中考时，逍遥不能在自己房间内玩手机，妈妈说“会让家里变得浮躁”。高考结束后逍遥出去玩，接到妈妈的电话，“你为什么还在外面玩？你知不知道弟弟作业没交？”

那是她第一次感到崩溃，“我弟弟一个15岁的人了，作业没交还要我管么？我自己的需求不重要吗？”

但她隐忍未发，强撑着笑脸和同学玩完了一天。

图源：《我的姐姐》

我曾试图联系逍遥的妈妈，想了解她对女儿的看法。逍遥妈妈拒绝了采访，“我女儿就是学新闻专业的，以后很可能就干记者，真有必要的话我以后也只接受女儿的专访。”

我对逍遥说：“感觉你妈妈还是挺为你骄傲的。”

“我和你的感觉不一样诶。”逍遥笑了笑，“我已经不止一次和她说过我不当记者了。”

成为“小大人”之后

在家庭之外，艺璇习惯性地将情绪照料者的角色复刻进友谊。

同学分享了一个并不好笑的梗，她也会装作被逗笑的样子哈哈大笑；朋友安利的视频、小说，她会一个不落地看完；室友在她睡觉时大声说话，她忍了很久也不敢对她们说一句“能不能不说话了”。

身边的朋友常夸赞她“好像没有脾气，从不生气”。

艺璇开玩笑地说，倒也生过气。初中有个同学偷吃我的薯片，当时很生气，但装作没看见，把怒气压下来了。

“为什么要压下去呢？”

她收起笑脸，纠结道，“好像本能地想压住怒火，可能是怕发火了同学会尴尬吧。”

图源：知乎

但和母亲一样，被压抑的情绪总需要一个出口。在不愿意让任何人成为情绪垃圾桶的情况下，不会说话的日记便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那些从未表露过的委屈、愤懑、咒骂被一股脑甩进日记里，艺璇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上两三个小时，直到手酸麻了才匆匆结尾。

她说日记里藏了一个黑暗的自己。

一张截图被传送过来：

“2014年9月18日，周三，天气晴。今天xxx冲我发火了，为什么要骂我啊？又不是我的错！都去死都去死。”

字迹逐渐张狂、扭曲，钢笔洇出的墨迹浸湿了纸张，晕出的毛边张牙舞爪。

时隔九年，艺璇已经忘了那是什么事，但隐约记得面对好友的指责，自己默不作声，回家后锁上门，眼泪"啪塔啪塔"地落在日记本上，留下一块块泪斑。

在那行情绪激动的文字下，还有一行规规矩矩的小字，用括弧框起来，“抱歉xxx，这样说话还是太伤人了。”

迄今为止，艺璇已经写完了五六本日记，每本都被她藏在不同的角落，书柜的夹层、床板底下、枕套里……

家中四处散落的是另一个“艺璇”的秘密。

图源：PIXABAY

家庭的痕迹也遍布逍遥的人生轨迹。原生家庭里的重男轻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逍遥的性取向，原本喜欢男孩的她越长大对男孩越无感，反而对女孩频频心动。

逍遥说，在她的成长中，男性已经过多地侵占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在家，她要为弟弟洗衣做饭；在奶奶家，生了四个女儿的老人常常感叹，应该生个儿子；在二姨家，表哥是完全不管事的，她依旧要帮着洗碗。

“所以与男性结合的家庭肯定会复制我现在的生存状态。”逍遥的声音笃定而坚决。

但即使在同性关系中，原生家庭依旧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对逍遥而言，做家长的乖孩子意味着戴上面具，把自己伪装成他们的理想女儿。她想这样不会被抛弃，能得到父母的肯定。

而这一观念也被照搬进爱情。

当对象期待彼此更加亲密时，她便甜腻腻地说话，语气词、波浪号和各种爱称成了聊天必备；为了满足对象的被需要感，她装作不会点外卖，让对方来点；为了迎合女友的情绪需求，异校的她们每周要见三次面。

但每次回到宿舍，逍遥都要用很长的时间从独立空间被剥夺的窒息感里缓过来。而一旦她流露出带着疏离感的本性，对方便会质问，“你为什么这么冷漠，是不是不爱我了？”

于是，她极力隐藏真实的自己，始终觉得那个“我”不配被爱。但时间久了，精疲力尽了，逍遥装不动了。在一个常见的广州暴雨天，她将女友送到车站，把伞递给陪伴了自己两年的女孩，给这段濒死的爱情画上了句号。

“我们选择在变得越来越糟糕之前分开。”

图源：PIXABAY

而得不到爱的小孩也很难爱自己。在学校得肠胃炎时，逍遥痛得连续三天失眠，不愿去医院，也没有求助舍友。她总想，疼疼就过去了。一直疼到面色发白，双手颤抖，她才在半夜三更爬起来，独自打车去了医院。期间，她没有麻烦任何人，只是出于对安危的考虑，把出租车的车牌号发给了一个朋友。

她想起了明知女儿宫寒却很少给她煮红糖、煨姜汤的妈妈，大概明白了这种自虐式成长的根源。

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和21岁的王小波不一样，21岁的逍遥早已反复受锤，被锤得没有了棱角。

“不想再做乖孩子”

第一次知道“亲职化儿童”是源于一个舍友，那也是艺璇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乖巧”可能是病态的。

她半开玩笑地和父亲提起这个陌生的概念，揶揄自己因此变成了“讨好型人格”。父亲有些云里雾里，眼神真挚地问她，“听话是好品质啊，凡事先考虑周围人不是成熟的表现吗？我也是把你们放在我的第一位啊。”

艺璇一时语塞，下意识地搪塞过了这个话题，心里却分外明晰，“这不是与父亲的对抗，而是与父亲背后的时代乃至整个中国式传统教育的对抗。我做不到。”

而当听话成为本能，对抗又近乎无望，艺璇觉得自己成了铁屋子里被叫醒的人，她能想出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逃离。

大学毕业后，她选择留在离家几千公里的北京，遥远的距离、冰冷的屏幕成了母亲向女儿发泄情绪的阻力。艺璇在这座拥挤的城市得到了一丝喘息。

艺璇下班时拍的北京夜景/ 图源：受访对象

但如此的代价是，母女俩能够交谈的话明显减少，聊天通常会在“冷不冷”“忙不忙”“最近怎么样”几个问题后戛然而止。艺璇记得在双方又一次沉默后，视频里的妈妈苦笑着说了句，“唉现在都不知道跟你聊些什么了。”

艺璇也苦笑，她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心里却分外悲凉。

远离家庭同样是逍遥的选择，比起每周回趟家的大一，今年大四的逍遥已经近一年没回家了。她的觉醒大概是发现父母不平等的爱之后。

在采访中，逍遥经常提到“如果”这个词，“如果我考差了他们说‘没关系，再接再厉’就好了”“如果他们能多问问我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就好了”“如果他们会问我‘钱还够不够花’就好了”。

得到父母的关心、鼓励和肯定几乎成为逍遥前21年的人生信仰。不过现实情况是，1000块的生活费她熬着用了两个月，父母也完全没有察觉。

图源：《都挺好》

她为父母开脱，可能是他们不会爱吧。

但上了大学后，逍遥发觉那些自己渴望得到的都被给予了弟弟。

一直以来，她很少接到父母的电话，最频繁的几次沟通大概是在大二，弟弟要高考的时候。一天好几个电话都是同样的模式——开头寒暄几句“吃饭没”“忙不忙”，随后切入主题，“你帮弟弟做个表格吧”“你给弟弟传授些考试经验吧”……

逍遥叹气，“没有一个电话是为我而来的。”

弟弟的高考成绩不理想，父母安慰说，“没关系，已经很棒了！”

而逍遥还记得自己因精神压力过大，高考发挥失常，父母看到分数后久久沉默，那一整个暑假都没再提起关于高考的事。

她至今难忘那种令人窒息的冷暴力。

当她每每以这些不平等质问父母时，他们从未正面回应，只说，“你想太多了。”

数次争吵后，逍遥疲于活在父母的期待中，也不再希求从他们那获取爱与肯定。她极其认真地把“在大学里做乖孩子”写在便利贴上，然后撕了个稀碎。

“爱自己可以是我一个人的课题。”

放弃了父母期望的考研考公，逍遥转向真正热爱的写作。她将亲身经历写成文章，流畅细腻的文字和真实的自我袒露得到众多网友的称赞和肯定。

一位初中同学时隔六年再次见到她，提到了她的帖子。逍遥下意识地否定自己，“瞎写的啦，这些年没什么成就，学校也不是很好。”那同学笃定反驳，“其实我压根不记得以前的同学都上了哪所大学，但你初中写随笔，我还能给你念出几句来。”

靠着大片的落地窗，starbucks的暖光在同学的脸上落下柔柔的一层，与外面广场上的阴影割裂开来，她笑意盈盈地念起少不更事时的语句。在这一瞬间，逍遥看到了过去被自卑遮掩的、本就闪闪发光的自己。

她逐渐意识到，“原来我的每件事都能找到值得夸夸的点啦。”

外界给予的肯定让逍遥一点点积攒起相信自己的底气，这些力量与在原生家庭中形成的怨气对冲碰撞，在今年生日彻底爆发。

那天，逍遥收到了品牌方送来的手链，点缀着爱心，闪闪发亮。她却捧着首饰，哭湿了大半张纸，“这多像是一位妈妈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逍遥收到的手链/ 图源：受访对象

她给妈妈的微信备注是“妈咪1976,10,11”，她说这样不会忘记妈妈的生日。但自己却几乎没收到过父母的礼物，生日那天她也没有收到他们的生日祝福。

几天后，妈妈发来信息，是让她安慰刚高考完的弟弟。

逍遥说，“怎么不让他发两句祝福给我，因为我刚过完我的21岁生日？”妈妈回复，“我都忘记了。给你200块，你去加个餐。”

200块被逍遥退回了，“我想要的从来也不是这些。”隐忍许久的女孩一字一句地敲下自己从小到大受到的委屈与冷落，责问妈妈“为什么女儿怎么都做不好做不够，对儿子的标准却一低再低？”

她没有得到预想中的解释或是道歉，“心寒”“书读这么多年就是这种思想”“弟弟是爸爸妈妈不在了你也要照顾好的人”被妈妈一句句甩出来。

逍遥与妈妈的聊天记录/ 图源：受访对象

摇摇欲坠的信仰被那些言语击碎了，努力了21年的逍遥没有得到预想中的肯定，甚至被母亲彻底否定。

她崩溃痛哭，写了一封信，4页纸，细数自己从小承担的家务、对弟弟的照顾、不愿坦言的委屈，一直写到凌晨三点，彻夜失眠。隔天她跑到邮局将这封信寄给了妈妈。

过了两三天，逍遥打开手机，看到了妈妈发来的道歉，“妈妈也是第一次做妈妈，对不起，忽视女儿的成长了。”

那天，逍遥哭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惨。

情感需求是有保质期的，那些过期的回馈不属于当下，也无法满足已经被伤害的灵魂。

时至今日，逍遥依然会痛苦于父母下意识的冷漠和忽视，依然会觉得他们做得远远不够。对外倾诉、远离家庭、剖析自我……她还在寻找与之和解的方式。就像为自己取名“逍遥”一样，她希望终有一天，自己能像这个名字一样不再拧巴，不再在意。

不过还有多久呢？逍遥不知道，这可能是她一辈子的难题。

她偶尔会想，“如果时光能倒流就好了。我会抱抱那个总是一个人趴在书桌前的小女孩，告诉她——你不是累赘和负担，你是一个家庭的礼物和宝贝；你值得最好的生日礼物，即使它不是来自于你的爸爸妈妈。”